女郎把行李箱拖上石头切成的台阶。
打开门，行李一搁，迫不及待打开窗。
面朝大海，深深呼出一口气。
睁开眼睛——
呵，远处深深浅浅的蔚蓝色就像是男孩子们爱穿的蓝色衬衫。
作者有话要说： 要着这个阶段的小画眉小法兰西说再见了，这应该是我理想中可以约好靠在马路旁边，以不可一世的姿态嘲笑这个世界的男孩女孩，有些的中二，但毫无违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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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那张有不少妞说看不懂，其实，后面都是澍的臆想，大家听过薛定谔的猫没有，一种理论，一名叫做薛定谔的科学家把一只猫放进纸箱里，在那个纸箱没打开之前，没人知道那只猫是死是活，这样在纸箱没被打开之前纸箱里的结果猫是死是活各自占据百分之五十，澍在那一刻等同于在即将打开纸箱的那一刻，他不知道接下来结果，唯有那样用一种决心来让结果变好，他深信小画眉会没事，所以，是小画眉不要害怕，小画眉晚安。
在西方把灵魂交付给魔鬼类似一种仪式，一种泯灭自己的仪式，那也是他所能做到的，即使知道时间不能倒流了，但他还是想以那样的方式去博回，这个世界，有些人表达情感并不是存在于那句简单的“我爱你。”【不造这么说大家懂不懂，不懂的话没关系，以后也许就懂了，当懂得越多一些东西就越浅显。】
☆、穿过骨头抚摸你的脸（番外）
时间,二零一二年七中旬，事发地，巴黎，人物，童磊。
以下由童磊口述：
我叫童磊，出生于一九八五年,华裔,祖籍潮汕,从小伦敦长大,十五岁被确诊患有中度社交恐惧症。
在医生的建议下，我成为一名志愿者，在十五岁到二十岁期间我积极参加公益活动,通过参加公益活动我结识了很多朋友。
二十岁，外人眼中的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阳光男孩,换言之,我摆脱了社交恐惧症这个标签,即使我的家人已经不需要为我的健康担心,但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零一零年，二十五岁的我成为伦敦一家公益机构的正式员工。
二零一二年七月中旬的一个周三，我的上司派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找出一件外套。
关于这件外套的几个线索是：外套出现时间为二零一零年年中,番茄色，外套后背印有diy图案，根据描述这个图案看起很像炸酱面。
说完一切，我的上司语气不无羡慕：你走运了。
因这趟任务我的银行户口多了十万欧元,不管最终能不能找到那件外语，那十万欧都将归我，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我所就职的公益机构性质类似于物流中转站，专门负责对热心人士捐献的衣物进行分配处理，再送往世界各地。
那件外套的经手人是我，更有，我还穿过那件外套。
那天，同事的咖啡泼到我的衬衫，脱掉衬衫我随手拿起那件外套，直到下班，我才换回已经晾干的衬衫。
正因为这件外套，我认识了连嘉澍，一个你通过杂志电子媒体身边人的口述常常活跃在你周围，但你从来就不认为某一天能和他一起喝啤酒说心事的人物。
因为这类人不坐经济舱，不挤地铁，不坐公交不在快餐店吃饭。
为了我银行账号多出来的十万欧，七月中旬的第二个周末，我如约出现在希斯罗机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将陪同连嘉澍前往尼日尔和耶路撒冷。
根据输出记录再加上我的若干印象以及排除法，尼日尔和耶路撒冷是那件外套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坦白说，要不是为了那十万欧，我是绝对不愿意去干这般无聊的事情。
这件事情被归结为无聊是因为，能找到那件外套是一种存在于口头上的机率，好比是一只垫底球队嚷嚷着我们能拿到联赛冠军。
每年，成吨成吨的物质被送往落后国家，那件衬衫只占据这成吨成吨物质中的零点零几公斤的重量。
不说重量就说层层叠叠的物资分配好了，往大卡车一塞，开往救济点，一大堆人等在那里，几分钟后物资被抢一空，那件外套最终有没有到达那些人手中不得而知，也许被忘在仓库里，也许卡车一路颠簸它被落在路上了，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
好吧，即使那件外套最终到某个人手里，也不能保证这个人会珍爱它，下一批物资到了，旧的物资被丢进垃圾桶，迫不及待跑向救济站，看看有没有更合心意的东西。
所以，打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能找到那件外套，但那十万欧让人眼馋。
在这个世界，有些人的气质与生俱来，如连嘉澍。
希斯罗机场，t恤配工装裤外加鸭舌帽黑框眼镜，再普通不过的打扮，但往那里一站，人头攒动的机场，眼睛第一时间就能捕捉到。
我朝连嘉澍走去，伸出手：我叫童磊。
镜片后，连嘉澍眼神淡淡。
我们第一站为尼日尔，从伦敦飞约翰内斯堡再转机科特迪瓦，再从科特迪瓦乘小型飞机前往尼日尔。
兜兜转转三十几个小时，我和连嘉澍终于抵达了尼日尔。
在这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连嘉澍给我的感觉是安静，这和他在为数不多的公共场合的侃侃而谈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并不是说连嘉澍爱出风头，相反，这个领导全球五百强企业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很低调，即使他的名字频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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