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长罗子贵突然去世了，享年四十一岁。
提起这罗子贵，松山人对他确实是十分熟悉的。这不仅仅是从电视的松山新闻中经常看到那熟悉的面孔，而且在松山市的大街、小巷、山村、院落里，也时不时地能见到他的壮实身影。很多松山人都知道他一不会喝酒，二不会打麻将，三不回去洗脚房，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下面转，到街道里弄、农家院坝里转，哪里有老人和孩子，他都爱去凑个热闹，和他们聊天、吹吹牛，老人们叫摆个龙门阵，无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跟他合得来，谈得拢，这叫做老少和三班。有人为他统计过，他在松山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五年、部长三年共八年中，其中有五年都呆在基层。
松山的干部们记得，罗子贵常说，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首先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公仆身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用权为公，还是以权谋私，是衡量“公仆”优劣的重要依据。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把权力用来谋私，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小团体，都是行为，都与党的根本宗旨相违背。忘掉自己公仆身份的人终会走向岐途。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木先配而后虫生”。每一名人民公仆都要努力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要有高尚的情操，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慎独谨严，一尘不染，构筑坚固的抵御堤防，谨防蝼蚁之穴；要牢记防微杜渐，不因恶小而为之。吃喝玩乐使人消沉，酒色财气使人堕落，这是不少落水之人的前秦曲。“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正其身。”我们既要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革命精神，严于律已，又要从那此身败名裂者身上吸取教训，警惕重蹈覆撤。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监督是防止的有力客观条件。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是一种的封建特权思想，不受监督权力必将导致，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性的监督约束也可能变坏。一些人走入邪道，就是在荣誉和权力面前，自我恶性膨胀，忘乎所以，把群众和组织的监督置之度外，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倒头来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因此，每一名干部都应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消除特权思想，摆正个人与组织，“公仆”与“主人”的位置，这样就能做到少犯或不犯错误。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上罗子贵讲，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比喻替公众服务的人。新中国人民公仆的榜样如周总理、焦裕禄、孔繁森，“公仆”二字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官员等为祖国、为人民献出自己一生的人。提到人民公仆这个词，我们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任长霞、焦裕禄、孔繁森这几位优秀员的光辉形象，他们为人民群众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们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的为人民群众排优解难，虽然他们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会活在百姓心中。
罗子贵作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掌管着松山市的宣传舆论大权，分管的实权部门也很多，比如教育、卫生、广电、文化、科技，所以手中掌握的资源是很有分量的。可是他从不以权谋私，而是想着并实践着合理调配资源，为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有人说他就是一个仁者。
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罗子贵对“仁者”做了见解独到的诠释，他说，“仁者”究竟设什么意思？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
仁作为孔子的最高思想的表现，他对于统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现实却远远没有实现他理想所能提供的环境。他一生都在推销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自己一生很委屈，但是后人在实践中广大了他的学说。统治者要爱惜子民，子民要遵从统治，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礼教，克已复礼为之仁，若礼兴，则天下大治，君民则相亲相敬，这样的天下才永固，这样才叫作仁者天下。所谓仁，也有大爱无强的感觉，像小恩小惠，是配不上仁的。后来孟子曰义，则是普通人与人之间的标准了，但这并不是说孟子是关注普通人，其实他对统治的诫告比起孔子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有人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对父母尽孝，对兄长顺服，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弟为前提，孝弟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弟，统治者内部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广到劳动民众中去，民众也会绝对服从，而不会起来造反，这样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读者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lún_lǐ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对父母不孝、经常和兄长闹别扭的人，肯定不会尊重他人，不会对群众有爱心，也就当不了仁者，当不了人民的公仆。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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