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弥留时，心中最放心不下的并非是妻子，而是儿子，因为儿子年少，将来要执掌朝政，可他对儿子的能力实在没底，只能寄希望于朝中老臣。
在弘治皇帝思量谁会抢他儿子皇位时，思来想去，朝中大臣虽不能说个个都是贤良之士，但忠心还是有的。
最重要的是皇家把权力收得很紧，就算是执掌兵权的英国公张懋，也只是名义上掌握京营和五军都督府。
因为五军都督府内部彼此互不统辖，互相牵制，互相防范。同时，五府只是掌握军旅之权，军政权在兵部手上，府部互相制约，出动兵马需要兵部提请，五府不能干预，事平之日，将归于府，军归于营，印归于朝。
这也就是说，在没有皇帝的旨意下，张懋根本就调动不了军队。
连执掌兵权的张懋都不能威胁太子皇位，那就只有西北的蒙元余孽是为心腹大患。
朱祐樘登基至今，鞑靼人屡屡犯边，他继位之初时尤甚，鞑靼人喜欢每年秋天到九边劫掠，抢到物质过冬，到弘治中期随着明朝国力强盛情况才逐步好转。但好景不长，前几年鞑靼人故态复萌，才有了之前刘大夏领兵出征，沈溪凭借佛朗机炮立下大功的事情。
大明是在灭掉蒙元的基础上建立的，朱祐樘始终对当前试图重归统一的鞑靼人放心不下，于是在他身体好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刘大夏、谢迁等大臣商议出兵西北事宜。
在弘治皇帝看来，能一仗歼灭鞑靼人主力，使得其接下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一蹶不振最好，如果达不到但是能收复河套平原，在战略上对蒙元各部由守势变成攻势也可，这样一来，便能给儿子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内外环境。
弘治皇帝皇帝忽略了一个新情况，鞑靼人虽然陷入内斗，但经过数年征战，达延部已经明显占据上风，火筛等部族节节败退，眼看连族群都快保不住了。
沈溪之前分析过，明军出兵草原，有很大的可能无法利用鞑靼内部的混乱，反倒达延部会借助大明的威胁，完成对鞑靼各部族的一统。
火筛等部是绝无可能投靠大明的，当外敌出现时，鞑靼人自然而然就会抱团取暖，达延部趁机跟那些濒临失败的部族达成协议，将各部落收编或者是拆散分开居住，达到对蒙古中部草原一统的目的。
到那个时候，明军出兵草原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
攻攻不下来，撤退又怕被追击和埋伏，跟鞑靼人在补给困难的草原上作战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权少霸爱下堂妻。
刘健心想：“既然沈溪在东南干的好好的，继续让他做下去就是，为什么要如此辗转将人调回京城？难道说大明无人可用，非要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前往西北去担当大任？还是说陛下怕沈溪收不住心，会作出危害地方的事情，找个由头将他调回京城？”
官场很讲究论资排辈，所以刘健极为轻视沈溪这样初出茅庐的小子，他又没真正用过沈溪办事，沈溪平日太过锋芒毕露，在他看来极为不妥，因而在刘健眼里，皇帝是担心沈溪在三省督抚任上出乱子，这才将其调回京城。
分析到这点后，刘健说话就不会偏帮沈溪，甚至迎合皇帝的意思刻意贬低，建议将沈溪安排在不起眼的衙门和官职上，甚至提出可将沈溪投闲置散。
马文升却有不同的见解：“陛下，沈庶子出京之前，曾位列东宫讲班，陛下为何不将其官复原职？”
马文升这话，其实是在帮沈溪。
沈溪出京前，为了方便他在地方行事，提前升任右春坊右庶子，官居正五品，甚至连沈溪内眷的诰命，也是按照正五品的诰命来册封。
这也就是说，朝廷承认沈溪的官职，其实是正五品，而不是沈溪临时所领的正三品右副都御史，这也是朝中大臣没有太大意见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来督抚就是临时性质，沈溪还领的是“三省沿海督抚”这么一个前所未闻的职务，去东南所做的也是平匪之事，属于钦差的性质。
既然在地方领的是临时性的职务，那回来后就应该让沈溪官复原职，但问题是，让沈溪做右庶子，右庶子位子上刚升任的人是杨廷和，原来的右庶子王华已经升为詹事府少詹事，让沈溪降回到右谕德的位子上，于情于理都不合。
毕竟沈溪是因撰写《大明会典》有功而得到升迁，沈溪在无过错甚至还在地方剿匪有功的情况下降职叙用，从道理上说不通。
出京前正五品的翰林官，出京后是正三品的右副都御史，等回到京城就成了从五品的右谕德，这不像话嘛。
就算沈溪回归右谕德，那就需要有人给沈溪腾地方。
刘健道：“陛下，既然沈状元如今无从安排，不如先在礼部挂个郎中的官衔，待之后看各衙门中是否有官缺，再行调用！”
朱祐樘一时沉默下来。
按照刘大学士的意见，沈溪这一回到京城将意味着要被赋闲，做了几年风光的翰林官，晋升非常快，在地方也是总领一方，突然间什么都不是了，心理落差肯定会很大，朱祐樘是惜才之人，不想做得如此决绝。
刘健见皇帝脸上满是迟疑这之色，想了想又补充道：“陛下，如今凤驾移于侧室，告天之礼，当有人主持，不若由沈状元出面如何？”
朱祐樘怔了怔，很快明白刘健的用意，含笑点头。
暂时先不给沈溪安排官职，而是先派给他差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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