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升是兵部尚书，又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可谓一言九鼎，他看不惯徐琼这种不正视历史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将徐琼呛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徐琼的意思，明朝历史上消失四年的典籍是违背太祖所制定的国策，根本就没任何参考价值，所以将其定性为糟粕，大可以将之舍弃，要修《大明会典》，所列典章制度直接从太祖朝跳到太宗朝就可。
马文升便针锋相对，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国中少有贤明的皇帝，那根据你的观点要舍糟粕，这段历史就不用修了？
历史是用来记录的，既然要修《大明会典》，就要将大明朝开国以来所有典章制度都记录下来，而不能因为一些典章系政治斗争遭到废止就刻意不提，否则这《大明会典》就是一部“秽史”，为后世史学家所耻笑。
徐琼和马文升同属老臣，在朝堂下私交还算不错，此时马文升这么咄咄逼人，令徐琼颜面无存，当即黑着脸一语不发。
焦芳站出来为徐琼辩解：“马尚书忽略了一个问题，就算要修，恐怕也不好修吧？靖难之后，时典籍多废止而遭焚毁，如今连翰林院中都无存档，若要修撰，必会延长《会典》成书之期，令《会典》失色，更不可取。”
马文升到底气量大，含笑眯眼打量对面的焦芳，没有说话，但目光已清楚说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还没修呢，怎知道不好修？亦或者是你怕因为修这段历史典章制度产生一系列政治问题，才在这里混淆视听？
因为马文升出面，令问题再次陷入胶着状态，也令文华殿内的火药味渐浓。
朱祐樘见场面僵持下来，便有休经筵之意，但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若就这么无果而终，有些说不过去。
好在旁边有会察言观色的大臣，代表人物便是李东阳。
李东阳见弘治皇帝神色犹豫，以他对天子的了解，当即起身出来行礼道：“陛下，臣认为既要修《会典》，又不能令史料有所错漏，不妨令翰林院先行修撰洪武末年典籍，是否可行，待其整理完毕后再行朝议。”
李东阳被称为“李公断”，是因他在一些不决之事上有一锤定音的能力，在这种问题上他显然不会倾向于任何一边，因为这会破坏公允或者体统，一边是修史之人应有的严谨态度，一边是太宗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都是不容小觑的问题，所以李东阳干脆提出让翰林院把洪武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之间所有的典籍整理出来，然后看看修撰这段历史有无必要。
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李东阳巧妙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为建文年号定名，等于还是违背了弘治皇帝举行这次经筵的初衷。
连大学士李东阳都发话了，而且话说得合情合理，在场的王公贵胄和文武大臣，包括刚才发生争执的徐琼、马文升等人也不再言语
清朝旁观记。
“……沈修撰，你觉得，在经筵上进呈的奏本是出自谢阁老，还是王学士？”
朱希周突然拿这事问询沈溪，之前很多人都表明自己的看法，唯独沈溪对此似乎漠不关心。
其实沈溪是无话可说，毕竟写奏本的就是他自己，而且他还不能据实相告。
沈溪摇了摇头，表面上看是他表示自己不知道，但真正要表达却是两个都不是。
朱希周叹道：“看来陛下要过问洪武末之旧事，说来奇怪，前些日子王学士叫人将洪武末和永乐初年部分法典与沈修撰整理，沈修撰最后可有整理上呈？”
翰林院中人之所以都怀疑是王鏊写的这奏本，主要是因为王鏊在经筵上突然提出洪武、永乐年间的一些典章制度。
若王鏊直接拿大明朝开国的那些典章制度来说，反倒不会让人怀疑，毕竟自大明开国，历朝经筵中皇帝最喜欢让经筵官讲《皇明祖训》、《祖训条章》、《太祖御制》以及各代皇帝的《实录》、《宝训》，可王鏊却直接揪住太祖临终前那几年和永乐头几年大明朝典籍说事，再加上先前他叫翰林院的人帮助整理这段历史的典章制度，才让人觉得他是“早有准备”。
只是朱希周等人都没想到，帮王鏊整理这些文案的沈溪才是“罪魁祸首”。
沈溪这次没有回话，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便让朱希周以为沈溪整理好之后把资料交给了王鏊，但事实却是沈溪自己整理好后写了奏本上呈给弘治皇帝。
沈溪就算要遮掩自己写了奏本这件事，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因为事情早晚有败露的一天，若他现在有意欺瞒，回头朱希周等人会质问他，你不是说此事与你无关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可沈溪就这么摇头、点头，就算朱希周等人发觉被骗，沈溪也可以冤枉地作出解释……不好意思，不是我有意欺瞒你们，而是皇帝不让我说，于是我三缄其口，我其实已经隐晦地表达了，只是你没准确领会到而已。
朱希周又叹：“如今陛下让翰林院整理洪武三十一年以后的典籍，实在棘手啊。”
沈溪问道：“翰里没有封存相关的内容吗？”
朱希周无奈摇头：“早前在修书时，就曾多番查找而不得，沈修撰你自己不就帮王学士整理过吗？”
“事情如今已过去百年，突然提及靖难……若整理不当，惹怒陛下，我翰林院上下恐怕都要受到迁责。沈修撰这几日回去也最好多翻阅些典籍，看看是否有能派上用场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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