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很奇怪，这处长怎么叫我上来就干这活儿。可是我不敢多问，因为他是领导，我不能问得太多。
毛丽丽还算是关心我的，问长问短，说处长是不是批评我了。
我看着毛丽丽的眼神，本来想实话实说，一想不行，还是撒谎吧。我说处长对我展开激烈的批评，而且，可能性会经常叫我去训一顿。
毛丽丽就说，是啊，现在的年轻领导干部脾气可都大着呢，甚至经常对自己的工作屡次打击，她说自己刚进省委的时候也想着好好干工作呢，可是那些比自己年轻的领导老是说自己老脑筋，工作没有新亮点，没有一点创新性。她说自己经过多次反思，才明白自己的年龄比别人都大些，所以大家好像跟她也处不到一块儿，因此，她抱了混日子的态度，反正人家也不想提拔自己，那么自己也就对凑过去行了，那么认真干吗。
后来，老公又出车祸死了，又没生过孩子，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就那么活吧，混一天算一天。
从那天以后，我的日子就变得快乐多了，跟班没学到什么，反倒常常跟那年轻的处长锁着门打游戏。
那处长叫何佳俊。只比我大三岁，游戏打得很棒，烟瘾很大。打游戏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这几年挺不爽的。他说像自己这个年龄，当处级干部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而自己工作的周围很多都是比自己大十岁到二十岁以上的年龄的人，缺乏共同语言，工作也缺少热情。天天得装老成、装冷酷。别提了，忒没劲儿了。只有这样，自己的领导才高兴，自己才有更快一点的提拔机会。
后来有一天，他让我留意一下编一期省委的信息快报。他说你也不能只是陪我解闷陪我玩，我也得看看你的水平。
那有什么问题呢？我从各地发来的信息快报里选取了一些，编完就拿给这处长看了。
我没想到，他是那么的不满意，批注了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也到处都被红笔圈了起来。
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在心底里问自己，难道自己真的那么差吗？
从那天开始，在半个月里，我没有再到处长那里打游戏，我开始仔细认真地研究信息的写作方法、手法，我大量地阅读了中央、国家编纂的信息快报和内参，我怎么能那么丢人呢？
半个月后，我又拿了自己精心编写的一期综合的信息快报，我谦虚地请处长给斧正斧正。
这次何处长没有什么批注，也没有用红笔划其中的任何一处，只去掉了一个字，就是一处句子里的白勺“的”。
何处长的表情依旧肃穆，喷出的烟幕依旧迷漫。
但我知道，他是满意的，高兴的。因为那天他把我留在自己的办公室打了一整天的秘密潜入。
何处长再一次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去了以后，他告诉我，他已经给李副市长通过电话了，我很快就可以回边境市去了。
我问什么时候能回。
何处长说那得看我自己想什么时候走了。
何处长说看了我编的两期信息快报，对我的能力比较了解了，我已经完全具备一个跟口秘书的素质了，起码在文字功底方面是这个样子了，没必要再跟任何信息秘书学习。何处长说自己已经给李副市长建议了，李副市长也答应让我回去跟他分管的口子。
何处长说，跟口好，你回去后就好好干吧，争取早日出头，都是从秘书岗位上走过来的人，他不想让我走太多的弯路。
我说我想马上离开省城回边境市。
于是何处长就打电话给毛丽丽说我今天就结束跟班学习了，要返回边境市，全天就不上班了，让我去省城的街上逛逛。
电话打完，我本打算走，何处长邀我再打一把游戏，说我走了以后就没人这样陪他打游戏了。
网络游戏实在是害人的玩意儿，那天我们两人都超水平发挥，怎么也死不了，一直打到下午下班以后才结束。
何处长从办公楼的后门出去吃饭去了，我们握了个手，算是惜别。
何处长说其实也无所谓，见面的机会一定会有的。
那是自然。
我从二楼下到一楼，到我们的办公室去准备把钥匙放到办公室去。
我打开了门，听到毛丽丽的那个小套里有细碎的杂音。
我满腹狐疑，下班了，整个大楼里不是没人了吗？难道办公室里还能进老鼠？
我急忙走进去。
毛丽丽正坐在屋子的沙发上，脸板得板平，薛槐毅坐在毛丽丽的老板椅上，脸色绯红。
毛丽丽喘着粗气自言自语：“没事儿，没事儿，自己人。”
我一时懵了，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急忙把钥匙留到桌上：“对不起，我想把钥匙留到办公室就回边境去了。对不起。”
我把钥匙放在办公桌上，急速地转身跑了，出办公室门的时候，我轻轻地扣上了门，我努力做到自己压根儿没进去过一样。
也许薛槐毅和毛丽丽回过神了，给我打来电话非请我吃一顿饭，说是给我送别。
我说不必了吧，都是拿工资的人，省城的饭又那么贵。
毛丽丽就从薛槐毅的手中抢过电话，要我一定去，说她是重感情的人，自己带过的秘书走的时候，自己都会有所安排呢，哪能就这样冷冷清清地走了。
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正犹豫不决，毛丽丽再一次打了我的七寸位置，她说自己还约了我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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