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骑过那片小山岗，下了坡，就过了藕西村，来到了沙湾村，和藕西村相连的一个自然村。
田间还有劳作的农民，正在牵着牛犁地。
杜秀青停了下来，站在马路边上，就那么看着那位在地里犁田的农民。只见他光着脚，裤脚挽得很高，上身还穿了一件塑料薄膜制成的雨衣，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似乎也是怕会下雨吧！手里挥动着鞭子，一边叫着“嘿，嘿！”一边赶着牛。水牛在他的鞭策下，拉着沉重的犁不紧不慢地走着。一块地只剩下一点点没有犁完，看来这位老伯很早就到田里来劳作了。
看着眼前的画面，杜秀青不知不觉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杜秀青很少看父亲这样犁田，记忆中，自己也就是在双抢的时候，跟着一起下地去干活，平时上学，也很少干农活。但是她能想象得到，父亲一定也是这样在田里劳作。早春的料峭，似乎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寒冷，这么冰冷的水里，就那么着双脚在田地里劳作，经年累月，很多人都会患上风湿病，就是因为不懂得爱惜自己，连一双高筒橡胶雨靴都不舍得买，宁愿这样冻着，冷着……
看着眼前的画面，杜秀青的眼睛不知不觉又有点模糊了。
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她一定会说，是这些一辈子在土地里辛苦劳作，撑起了中国的农民！我们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用并不充裕的土地养活了这么多人，靠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可爱的农民，如此精耕细作，在田地里绣花，种出丰产的粮食，供应着十几亿人的口粮！可是，这个国家恰恰最对不起的就是农民：他们贡献最多、所得最少、受难最重、含冤最深！他们用手推车推出的这个共和国，却一直视他们为二等公民，被一本户口簿焊在地里，一进城就成盲流、三无人员和可疑分子。他们的孩子，无法跟随在身边，过得是缺父少母的日子；他们种出的粮食养活13亿人，酿成百万吨茅台五粮液，但饥荒来临时，最先饿死的就是他们……
杜秀青忽然想起了一位著名“三农”评论家写的《对不起农民的中国人》，这篇文章写得很长，杜秀青记得几个重要段落，一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城里人比农民富有，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实质上并非如此，造成城乡差别的根本原因却是制度性的歧视，因为农民从来还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制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变化用得最多的词莫过于“日新月异”，与“日新月异”之相反的词则是“一成不变”或“依然如故”。不说乡村一成不变，依然如故，但几十年变化不大是可以说的，“炊烟还是照常升起，没有人改变这里的起居和行走。”可以说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所以，中国的穷人大多在农村。二是说，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不仅倾重于城市，使得农村长期缺乏发展要素，金融剪刀差、土地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也使农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长期的“剪刀差”把农村剪得十分贫穷，而使城市日益发展。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由于农民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就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其实这种剪刀差的盘剥，都在堆积城市的繁华，让城里富有，让乡村贫穷，所以说，城市的繁华和富有是农民的血汗堆砌的。中国农民为何这么穷，且穷人这么多，缘于5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农民的盘剥。城乡二元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年是不存在城乡二元制的，那时土地是私有化的。后来搞人民公社，变成了集体所有，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城乡二元制便随之而来。上个世纪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各种提留，每年还要做义务工，政府建办公大楼，城里修路建大桥等公共实施，农民却要自带干粮无偿地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不说其它，只说土地这一项，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底，这种剪刀差已累计高达2.5万亿元。农民种粮、种棉、种油籽、养猪等，必须完成计划任务，计划外的才是他们的。公粮是无偿的，定购粮的价格也只够成本，粮食是绝对不能流动的，谁敢卖粮就是违法，所得的钱不但要没收，而且要遭受处罚，甚至挨批挨斗。所以，即使农民想节省一些粮食换钱，也只有亏本卖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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