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多半都认为古代的中国没有生产玻璃的技术，并推断许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来自埃及、伊朗等地。从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寻找玻璃的影子，也可以屡屡发现玻璃由西域传入的情况。如《魏略》中有“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魏书》中还有：“波斯（即伊朗）出金瑜石、珊瑚、琥珀、东渠、玛瑙、多大珍珠、颇黎、琉璃。”更有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而远来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
台湾的张宏实先生在其著述《战国琉璃璀璨古珠》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29年的某一天，在中国河南传教的怀特先生有了重大发现。他闲逛集市时收购了一些质朴而华美的琉璃珠。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系，他直觉这些珠子来历非同寻常，并锲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们的洛阳金村。后来，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几位玻璃专家发现怀特找到的玻璃珠属于战国时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铅、钡，完全不同于同一时期的西亚玻璃。如玻璃起源的传说所述，西亚的玻璃制作时需要大量的钠，属于钠钙玻璃。他们回顾玻璃史并根据玻璃的成分演进分析，西方的玻璃含铅量微乎其微，而高钡玻璃更是在19世纪才出现。于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玻璃珠当属中国本土制造。
2002年夏天，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上，中科院院士干福熹发布了中国古玻璃研究方面的又一个成果。他说，尽管我国古代玻璃以“铅钡玻璃”为主，但在广东、广西出土的玻璃大多是高钾低镁玻璃。这些古玻璃的氧化镁含量仅有0.06至1.0，也属世界罕见。因为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氧化镁含量高达3至9。这再一次说明我国古代玻璃是用国内原料自己制造的。
如此，中国制作玻璃的启蒙时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战国初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大约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第一块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河南辉县玻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上镶嵌有3片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镶有2片玻璃，它们差不多是中国现在已经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难以想像的是，这5片玻璃几乎见证了整个吴越春秋。
古代的中国人嗜玉如命，有专家分析他们在玻璃中加入铅和钡，是为了降低玻璃的熔点，并且增加其混浊度和光泽，使其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像玉。也有一说认为玻璃是中国乞求长生不老时大兴炼丹术的副产品。因为炼丹炉温度高，而且里面有铅，所以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载说：“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在古代中国一直担当着贵族标志的玻璃中，有一些舶来品，也有一些纯属“中国制造”，但是，玻璃中加入铅和钡之后，易碎的它变得更加易碎了。大概因为很难制造而且容易失却，玻璃在那些时代一直是显贵和奢侈的代名词。想那勾践、夫差都是一方王者，其名剑上镶配的就是玻璃，玻璃该有何等尊贵！
玻璃在古代中国曾有多种称谓。其中发音非常相近的就有琉璃、流璃、璧琉璃、陆璃、玻黎、琉琳、还有五色玉、药玉、罐子玉、水玉、水精等等。还有古籍赋予玻璃“明月”、“夜光”美名。
关于明月珠有一个传说：公元前400多年，湖北的随侯有一天乘船出猎，满载而归时突然遇到风浪。临危之际，才发现船头出现了一条大蛇，口含明珠感谢随侯数年前的救命之恩。大蛇送给随侯的这颗明珠光彩夺目，后人称之为“明月珠”或“随侯珠”。
《庄子》里曾经提及这颗随侯之珠，说“其质甚美”。《淮南子》中更把随侯之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上载：“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贵，失之者贫”。随侯之珠美名天下，但是直至1976年随侯之墓出土人们才明白，它就是精致而华美的战国琉璃珠！
在晋武帝统治时代，世风奢靡。石崇夸富、敲断晋武帝珊瑚树而后摆出数十棵认赔任选的故事广为流传。相较之下士大夫王济（武子）的奢侈生活鲜为人知。然而《世说新语》的“奢汰篇”并没有放过他。书上说，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生活作风太过奢靡，“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晋武帝又妒又怒，饭没吃完就起驾回宫了。如此看来，判定他奢侈的一个铁证就是使用玻璃。
在中国古代，玻璃如此尊贵，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它的生产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旋即，西域的钠钙玻璃涌入中国。这些玻璃比中国铅钡玻璃耐温性能好，更结实更耐用式样也更丰富。一时间，中国本土的玻璃价格被迫跳水，本来就不景气的玻璃业雪上加霜，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风气日益盛行。
直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因为鼻烟壶前后约400余年的风行，中国玻璃才从沉寂中苏醒，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相传鼻烟和鼻烟壶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带进中国的。鼻烟风靡一时，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从最高贵的帝王到最底层的贫民，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之，甚至将其视为第二生命。于是鼻烟壶制造业应运而生。大概因为利马窦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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