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糊涂！”谭庆项掉头就走。
到广和楼，有人正在楼门外挂了幌子，开始排今日的戏。
谭庆项一出现，老伙计认出他：“是找三爷吧？”人说着把谭庆项往第一官带，“三爷是爱听戏，可也没有听到接连两日不下楼的，先生你去瞧瞧，我们也好安心。”
“刚出来过吗？”他问。
“出来过，要了壶茶。”
那就还好。
谭庆项站定在第一官帘外，定了心神，让自己尽量心平气和，这才打了帘子入内。
傅侗文坐在椅子上，手边摆着个茶壶，独自一个在牌桌旁，哗啦啦地洗着牌。他听到有人进来，眼也不抬地说：“出去。”
谭庆项没理会他，把药箱放下。
他拿了听诊器出来：“给我听听，”听诊器压在傅侗文胸前，“吵架这种事，是吵一回伤半月，伤心也伤身。”
傅侗文没出声，从谭庆项西装上衣的口袋里掏了烟盒，又去摸火柴盒。
谭庆项起先不愿给他，看他心情确实不妥，也就妥协了。傅侗文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前半程是整日外出打牌，后半程是闷在屋里，和大多数想要救国的青年志士一样，在迷雾里摸索着前路。思虑过重，用抽烟喝酒来缓解，如今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
后来他下决心戒烟戒酒后，雷厉风行，也算有了成效。
后来每每陷入困局，至多拿一根纸烟在手里，揉搓摆弄，沾染一手的味道。今日他无法抵挡再次堕落的渴望，把香烟点着，慢慢地含在唇上，深吸了口。
烟草滋味让他头昏，像轮回半生，又退回到那年岁月里：“庆项，我们都老了。”
七十古来稀，假设他身体健康，有幸能活到七十岁，到今日也即将走到一半。他自知不是长命的人，人生走到这年岁，折算出来，已经算是老人了。
“你看我能活几年？”他又问。
谭庆项不耐烦：“你要天天这样，明年就能入土。我也落个轻松快活。”
“告诉我一句实话，”傅侗文问，“五年？还是三年？”
谭庆项不愿和他讨论这话题，以沉默应对。
傅侗文默了半晌，说：“沈小姐向我提出分手。”
“你答应了？”
他默认。
“为什么？因为和辜幼薇的婚约？”
“我和辜小姐达成协议，她会延迟婚期，寻一个更好的归宿。”
“沈奚知道吗？”
傅侗文摇摇头。
“你和沈奚讲一讲原委，不用闹到分开的地步，”谭庆项拽了椅子，到他面前坐下，“你不要学我，我这人浪荡形骸，遇到的女孩子也都是你情我愿。你对沈奚不同。”
傅侗文不出声，沉默地抽烟。
“我在认真和你谈，谈话是要有来有往，有问有答的。”谭庆项催促他。
他笑一笑，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人，你应该最理解我。我们这群人，走路时，势必要让女孩子走在前头，出门也要为女孩子披上衣裳，呵护照顾，礼让女子是本分……谈恋爱，要先问人家愿不愿意，而分手，当然也要听人家的主意，勉强不得。”
“我并不想听这种场面话，”谭庆项反驳，“你对她说实话，我不信她会走。倘若因为你两个吵架，谁都无法低头，我来做和事佬。”
“实话？”傅侗文好似在笑，笑得却是自己
“你和辜小姐已经达成共识，不再结婚的实话。”
他摇头：“这只是对我有利的实话。那么对我不利的实话呢？说是我父亲和大哥让沈家灭门？这个就不要说了吗？难道只挑对我有利的一面，忘记对我不利的一面？那又算什么真的实话？”
这倒问住了谭庆项，他每每见两人要好，就会怕沈奚知道这件事：“……你若告诉她实情呢？她是个讲道理的人，纵然一时想不开，多给她点时间，总会明白的。”
傅侗文自嘲地笑笑，咬着半截香烟，从自己腰后拿出手|枪，放到了牌桌上。
这是要做什么？谭庆项愣了一愣。
他两指捏住香烟，从唇上取下：“如果沈奚知道了真相，你以为她只会痛苦不堪、辗转难眠？她是要报仇的人。我不怕她迁怒我，是怕她想报家仇，我却横亘在其中。”
他勉力呼吸着。
胸口发闷，一阵阵刺痛，可还是一口口吸着烟。
“我和她同床共枕数月，不敢同她真做夫妻，是要给她留后路，也是怕她有孩子，逼得我不得不在这时候、在北京结婚。我同她父亲相交颇深，如何能让他的女儿在仇人面前下跪行礼，叫一句父亲，叫一句大伯？可我若迟迟不结婚，以她爱我的心情，会如何想？她会认为我对她虚情假意，日日猜忌，逃不过含恨分离的下场；可若是真相大白，我是让她去杀我父亲，还是让父亲杀了她？亦或是，我帮她杀了我父亲？父子关系不存在公平，我父亲能要我的命，我却不能对他下手。”
谭庆项一开始就是对的，把她送去加利福尼亚是最好的决定，可他没有；在船上，他情动之初，能听谭庆项一句劝，没有那封告饶的信，事情也好收场，他也没有。
下船前，他设想带沈奚去天津结婚，让她和傅家分隔两地，他有生意在，又是民国初建，一片好前景。那时他意气风发，以为民国初立，未来坦途，他手握资本，没什么能难倒他，以为他在英国的检查结果不错，病情并不太严重，好好调养即可，他还有长相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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