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不在东南，而在西北。河西走廊在大分裂时代，兵马踏践，荒凉不堪。自上上世纪（六）末叶，全国统一后，因与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以及更西诸国的交通恢复，水利建设跟着发达，遂成为一个广大的黄金走廊，稻麦稼禾，青葱千里，人给户足，以致谚语说：“古凉州，甲天下。”商业都市从敦煌到长安，一连串排列下来，像一条灿烂夺目的珠宝带。尤以敦煌为最，它同时还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用各种文字，如中文、西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写成的佛教经卷和文学作品，在市面上流行，供应过往的各国商旅行人购买。
西南地区的成都，也是财富集中地，当时又有谚语：“扬州一、益州二。”扬州通海，是水陆码头。益州（四川成都）则纯是内陆贸易，南临新兴的南诏王国，商人们可以穿过南诏，到达印度，不过道路艰险，并不能构成贸易动脉。所以成都的繁盛显然不靠对外贸易，益州四周是一个富庶的大盆地，它本身的条件就够它发展。
首都长安，集中全国精华。它除了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同时还是全国商业中心。跟任何国家的首都一样，长安市民大部分是消费者，人口密集。内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包括远自非洲来的黑人（昆仑奴）。他们很多在长安永久居留，开设商店酒家，用西洋女子作招待（胡姬），以与中国的男性酒保竞争。他们往往跟中国人通婚，连姓氏也都中国化。大多数都操中国语文，而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有些人还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政府正式官员。如进士及第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
中国被当时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先到中国，此外还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袄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波斯阴阳教）先后都传入中国，教堂寺院，各地林立，尤以长安为最多。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西洋人多为经商，东洋人多为求学，便不想再返回，千方百计地要留下。各国派到
中国的使节，也往往不肯返回他的本国，就在长安定居，有些使节到中国已四十年之久，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从语言到文字，全盘华化，但他在法律上仍是外国使节。本世纪（八）八十年代时，这种只来不去的使节，就达四千余人。他们来的时候，中国富饶，各国朝贡使节，一进入国境，中国政府即负责他们的饮食住宿，四千余位（而且有增无已）使节，四十余年招待，使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府不胜负担。七八二年，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仍保持他们的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中国国民。结果全部归化为中国国民。
中国社会结构，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巨大变化。即令受到来自东西两洋宗教上和商业上的冲击，跟以前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不过有若干部分隐晦，有若干部分突出。我们把它的纵剖面，作成下页表：
贵族，当时的术语称为士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构成，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最尊贵的封爵贵族，即皇族、戚族、封三、封侯。皇族、戚族是天生的统治阶级，封王、封侯则依靠爵位参与政权。
第二部分是门第贵族，即世家士大夫。南北朝时代那种把持政府、世袭官职的煊赫情形，到了唐王朝，仍有强大的残余势力。北魏帝国颁定的那些“郡姓”，照旧成为一种特殊阶级，高居平民之上，继续以做官为唯一职业。这种门第贵族集团中，崔、卢、李、郑、王五个姓氏，也继续保持五世纪时尊贵的地位，世称“五姓”。他们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时候还超过皇族。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九）时，中级官员郑颢，正在跟卢姓议婚的时候，皇帝听了宰相白敏中的推荐，命他娶万寿公主。这是普通人家求之不得的荣耀，但郑颢却因断了卢姓婚姻的缘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后几乎死在他手。五姓当然对自己的身价尽量利用，所以他们的女儿遂成为诈财的工具。选择女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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