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勤集中主力扑向了黄桥，想一举消灭这支只有七、八千人的新四军。结果，韩德勤比历史上出动兵力更多，败得也更惨。要不是为了团结抗战，可能刘、陈就要趁势彻底消灭韩德勤在苏北的全部武装了。
实际上，我军发动黄桥决战也是迫不得已。此时，新四军军部尚在皖南地区，刘、陈在苏北与韩德勤大打，很可能会引起国民党对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的报复性攻击。项英就曾向中央发报，请示能不能待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后再发动对韩德勤的战役。可惜的是，韩德勤要打，我军不得不打。同时，由于刘一民部在临沂事变中成功自卫，消灭了张里元主力，重创了吴化文部，撵蹿了苏鲁战区，山西八路军在反摩擦战役中又活捉了朱怀冰，晋西事变中山西新军主力又成功归入八路军建制，打退**对陕西根据地进攻后也没见蒋介石有进一步动作，中央就出现了错误判断，认为打了主动进攻的韩德勤，蒋介石也不至于拿皖南新四军军部怎么样。黄桥决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由于刘一民的努力，新四军叶挺、项英之间因为指挥权引起的矛盾明显缓解，项英本人对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北上的问题也考虑清楚了。只不过中央也好、刘一民也罢，都是要求新四军军部尽快北移，渡江北上，指挥发展江北的苏皖边区根据地，并没有明令彻底放弃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根据地。项英也是在等中央的最后命令。
黄桥决战甫一结束，蒋介石就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9日以军委会名义给八路军朱、彭和新四军叶挺发报，称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而且说要是换做其它部队，就要断然予以武力解决。考虑到八路军、新四军的特殊情况，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
韩德勤打新四军有理，新四军自卫反击有罪。韩德勤躲在苏北偏安一隅有理，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日、开辟敌后根据地有罪！如此军令政令，让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执行？
但何、白的电报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中央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后，给何、白回电，据实驳斥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污蔑，婉言拒绝了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要求。但是，为了维护团结抗战，中央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往长江以北。
说实话，中央从战略角度考虑，既要顾及皖南新四军的安全，实施北撤，又不舍得放弃皖南的战略支点，还想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这就是蔡中告诉刘一民的中央正在和蒋介石打口水战的由来。
到了11月14日，因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在一个月内执行何、白以军委会名义下达的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军委会当即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
其中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其实是欺人之谈，刘一民部主力也在黄河以南作战，让**来解决一下试试？
准确地说，由于刘一民的出现，蒋介石没有炸开花园口，黄河没有改道，军委会的计划应该是解决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见**一味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拖延撤军时间，蒋介石等不及了，于12月7日，也就是黄桥决战胜利两个月的时间，秘密下达了军委会的作战计划，命令第三战区部队在1941年1月底前，彻底消灭江南的新四军，并进军苏北消灭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蒋介石把刚完成枣宜会战作战任务的军委会直属机动兵团汤恩伯部调往豫东，配合大别山的第五战区李品仙部和苏鲁战区于学忠部等部队，集中20多万大军，彻底消灭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边剑已出鞘，那边何应钦和白崇禧还假惺惺地在12月8日再次给八路军朱、彭和新四军叶挺发报，催促八路军、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撤往黄河以北，装的像个调解矛盾纠纷的善人一样。紧接着，蒋介石就在12月10日再次给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下令，指出如果皖南新四军超过12月31日前仍不北移，立即解决，勿再宽容。
顾祝同当即调集7个师8万多人的兵力，任命第31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茂林、泾县一带布设伏击阵地。
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之所以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布设伏击阵地，是因为国民党的报纸上不断报道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已封锁了新四军北上的长江防线，新四军想通过铜陵地区渡江北上已无可能。日军会替**消灭企图渡江北上的皖南新四军主力的。
自此，第三战区针对皖南新四军的大网已经形成，就等叶挺、项英率部队往陷阱里跳了。
情报传到中央，中央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指示各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警惕国民党发动顽固派进攻，并几次电令皖南新四军迅速北移，务必在12月底前全部开动完毕。
这个时候，叶、项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执行中央命令渡江北上。但是，侦查情况表明，从铜陵一带北上道路被日军封锁，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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