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因世事变化而变化。杨永泰也好，贺国光也罢，包括陈诚和张群，一个多月前哪一个不是气宇轩昂、指点剿匪方略、侃侃而谈？关键是现在情况变了，红军已经不是被他们追的满山跑的红军了，而是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20万大军了，而且有了较为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没有守土有责、死守硬打的包袱，随时都可以走、可以打。和这样的部队打仗，别说陈诚、薛岳、胡宗南了，就是蒋介石，自问也没有必胜把握。何况刘一民抓住机会就宣传自己的战绩，大打心理战，搞得那些军阀们纷纷撤兵，不愿意趟浑水。这样，蒋介石除非用他的嫡系部队去硬拼，别的办法实在是没有什么效果。
于是，几个人的话，蒋介石才觉得不是那么刺耳，还可以听得进去。要是搁一个月前，谁敢这样说的话，早就会被蒋介石痛斥的面红耳赤的。
这一听蒋介石要杨永泰整理电台广播录音，几个人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特别是陈诚，最怕的就是委座让他拼死进攻，象胡宗南一样，落个被俘的下场。从四川飞回来的目的，就是带夫人来向委座告病的，这下好了，委座有可能和**谈判，不用告病了。
心里的恐惧没有了，心思自然也就活络了。陈诚马上提出，可以派薛岳部从成都、德阳走川北翻山进入甘肃，防堵红匪西窜，调在宜昌集结的一部中央军进占成都，让蒋鼎文指挥所部在豫西潼关、卢氏一线布防，防堵红匪进入河南，黄河西岸是阎锡山的晋绥军，他是不会让红匪进入山西的。至于陕北榆林一带，原本荒凉，命令驻军加强防守就是了。
陈诚的建议听起来很全面，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贺国光马上提出，我军进入甘肃，必然会遇上西进的红匪主力，如果再遭遇败绩，这局势就彻底无法维持了，到时候中央威信扫地，那些不顾党国大局的人就会兴风作浪。还是两个办法一起搞，一个办法就象对付孙殿英一样，命令宁马、青马集中主力防守甘肃，严防红匪主力西进，陈诚、薛岳部在成都平原待机，威胁红匪绵阳、广元一线，进可攻、退可守；另一个办法就是抓紧谈，从政治上限制红匪西进甘肃。如果谈判有结果，红匪再进甘肃，大义上就站不住脚，我们就可以以红匪一味内战为旗号，动员各地力量，大举进剿。
贺国光的话，让所有人都听着舒服，特别是陈诚，只要能有办法不让他率部直接进攻红匪，那都是好计策。所以，陈诚首先改变自己的策略，支持贺国光的办法。
蒋介石看几个人的意见基本一致，都是要谈不要打，内心非常愤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都赶出去。不过，既然能坐到这个位置，那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蒋介石强压住怒火，对几个人说：“和**打交道，我比你们体会的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次剿匪如此收场，将来是要亡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场大的胜利来鼓舞人心士气。因此，一边和**接触谈判，一边加紧研究部署，争取在川北取得一次大捷，这样，即令是谈判，政府也会主动一点。”
见几个人都在倾听，蒋介石又说：“谈判要以限制共党发展为宗旨，岳军牵头，拿个条款出来。底线就是共党放弃他们的主张，部队接受改编，让出川北。贺厅长、杨主任和辞修专注川北军事，我们要在豫西和甘肃采取守势，在川北采取攻势，力争在川北消灭红匪一部，逼他们向陕西龟缩，然后再四面围困。不过，必须拉上刘湘和张学良，万不可形成孤军冒进之势。红匪打了张学良和刘湘不要紧，万不能再让我军出现重大损失。至于武汉宜昌集结的部队，不能再上川北了，原地待命，不能形成南京一线空虚的局面。”
张群听了后，觉得蒋介石是想把好事占全，感觉不好办。就问道：“委座，你这又打又谈，实在是高明。如果成功，必能逼共党就范。不过要是通过谈判，共党愿意让出川北，那我们还打不打？”
蒋介石的眼睛看都不看张群，自顾自地说道：“共党口口声声说要北上抗日，就让他们去陕北吧。西安和关中平原必须让出来，不然的话，就是中央军拼光也要和他们打到底。”
几个人面面相覻，感觉委座的主意实在是不可取，要是能消灭共党，谁愿意和他们谈判啊？
张群直接就撂挑子了：“委座，这个任务在下无法胜任。除非我军取得大捷，否则，让他们让出关中平原，无疑痴人说梦。搞不好，红匪还会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甚至袭扰河南。到时候，那真的是无法收拾了。”
杨永泰也感觉委座是在折磨大家，就说：“委座，现在的情况实在不是和红匪决战的好时机。红匪新胜，气势正旺；我军新败，士气不振。其他各路部队又急于自保，龟缩不出。万一我军在川北再败，成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拉部队的势头很猛，现在说是有几十万，我估计应该有二十万。要是再打几仗，怕会增加的更多，到时候就真的是不好办了。还不如让他们去陕西折腾，搞个天怒人怨，民心离背，我们再收拾他们。因此，我建议，以谈为主，军事准备为副。只要红匪让出川北，陕西的问题就可以谈。”
几个人纷纷附和，都认为短期内应立足谈判，利用谈判限制共党进一步扩张。
蒋介石这才醒悟，这几个人不是不想消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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