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华北海上门户，九河下梢。
自从天津开埠后，各国列强在天津开办租界。后来，美、德、奥租界撤销，但是天津尚有英、法、日、俄、意、比六国租界还扼守着南运河和白河的入海口，形成了国中之国。欧洲人、美国人、白俄、犹太人摩肩接踵，各种语言夹杂着手势，交流着侵略者们的发财梦想。这样，天津与上海一样，租界经济发展起来了。大街上洋房林立，霓虹灯闪烁，西餐、舞厅和茶馆、饭店、妓院并存，既有洋人开办的工厂、洋行，也有民族资本家开办的近代企业、银行、交易所，光怪陆离，应有尽有，一派畸形繁荣气象。
当时，许多外国人怀揣发财梦到东方淘金，天津就是首选地之一。在美国一天干十小时矿工致能赚2美元的孤儿胡佛，于1899年漂洋过海来到天津，趁着义和团起义，从直隶热河矿务督办张冀手里骗占开平煤矿，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美国百万富翁。胡佛发财后返回美国，凭借在天津掠夺的财力，参加总统选举，成了美国第31任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政客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嘀笑皆非的闹剧，天津的作用就变得越发的微妙了。一些被赶下台的失意政客就跑到天津租界当寓公，伺机东山再起。当时的北洋政客们有句名言，说是北平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在后台化好妆后到前台去演出，前台谢幕了到后台去卸妆。因为这个关系，北伐结束后，北洋政府寿终正寝，天津租界一下就住了北洋政府三任总统、十二任国务院总理。这些北洋大佬捞足了钱，对天津工业投资额超过4600万，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10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58％；著名的“北四行”里有盐业、金城、大陆三家银行是北洋资本开办的，其他大银行也有北洋大佬的大宗股份。
天津还是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前进基地。纵观日军侵华史，旅大地区、天津、青岛、上海这四个城市的地位都很重要，分别是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山东、华中的触角和前进基地，小鬼子在这几个地区囤积武器弹药，蓄养兵力，名为保护侨民，实际上是为扩大侵华战争作准备。卢沟桥事变，就是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军华北驻屯军旅团和天津特务机关联手制造的。
因为天津有各国租界，国际邮轮每隔三五天都会停靠天津新港，加上便捷的铁路交通和市内众多的电台、报纸，天津也是华北地区各种势力获取情报的谍战主战场，其地位与华东的上海可以相提并论。看天津的报纸、听天津的电台广播，往往是各种商业广告的背后都隐藏着联络密语。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各看各的，各取所需。
我军第一次袭占天津后，彻底摧毁了日军在天津的政权体系。天津的日军及其特务间谍机关和汉奸组织被我军彻底摧毁，连伪天津师长赵琪和名噪一时的川岛芳子都被我军公审处决了。
袭占天津，是刘一民初上抗日战场时的神来之作。占领天津后，我军从天津缴获了华北日军大批武器弹药储备，部队装备登时就鸟枪换炮，上了一个台阶。包括装甲一旅前身装甲团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充足的配件都是从天津缴获的。最重要的是，我军把天津日伪的资财缴获一空，原来在天津横行的日本商人一个个都只剩下了一身衣服，连日租界的土地都被刘一民组织拍卖，等于是在天津刮地三尺，把富裕的、支撑华北日军扫荡作战的天津变成了日伪沉重的包袱。
日军重兵集团合围天津、夺回天津后，华北日伪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天津的经济，重建日伪政权，招降纳叛。
小鬼子说刘一民让天津经济倒退了20年。这话说的确实没错，我军把天津能够搬走的民族企业都搬走了，把日资企业、资本全都没收了，说天津经济倒退20年一点都不为过。刘一民之所以这样做，那是要和小鬼子打经济仗，避免这些企业资敌。
小鬼子重占天津后，寺内寿一逼着王克敏想法设法弄钱发展天津经济。王克敏使尽浑身解数，从北洋遗老手中敲诈，向东北的日本企业出卖华北权益，向英租界、意租界、法租界的洋人买办卖地、卖各种特权，拿钱去日本买设备，算是把天津的企业恢复了一部分。而且，王克敏按照寺内寿一的指示，在天津大开大烟馆、妓院，以毒养战，靠毒品赚钱来支撑天津日伪政权的经济。把个天津搞的乌烟瘴气，越发显得民生凋敝，畸形发展。
令人郁闷的是，日伪军恢复统治进展的很顺利。中国似乎从来都不缺汉奸，我军都把天津的大汉奸收拾完了，想不到还有人敢于当汉奸，协助日军建政权、建特务组织。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我军不可能把天津的汉jiān_shā完，只能杀大汉奸、双手沾满鲜血的汉奸，那些小汉奸、伪职员不能杀，只能抓起来教育后再予释放，我军撤离后，这部分伪职人员、小汉奸绝大部分重操旧业。另一个是天津的畸形社会状态导致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天津混混”，这帮人鱼龙混杂，本身就是谁给钱帮谁卖命，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就经常利用他们制造事端，重占天津后，自然又一拍即合了。
说起天津混混，那是民国年间特有的产物，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黑社会。本来，20年代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对天津混混给予了沉重打击。但是到1926年的时候，奉系军阀褚玉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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