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遵义会议的有随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秦邦宪(即博古,**中央总负责人)、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11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邓小平(《红星报》主编)、刘一民(中央警卫师师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了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由于刘一民的到来,**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加上由通道到贵州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军事指挥权问题已经不是需要会议解决的迫切问题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升到了急需解决的高度。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比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多了三个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警卫师师长刘一民都列席了会议。
博古开始作报告了。
从通道遇见刘一民开始,博古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应该说走一路反思了一路。因此,博古今天做的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总结的比较到位,对自己主观上的错误检讨得也很诚恳,在报告结束的时候,博古主动提出自己不适合承担党内总负责人的责任,并要求辞去常委的职务,请会议推选新的党的负责人。
刘一民坐在会议室一角,听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博古的报告竟然是这样的,与历史上遵义会议时博古的表现反差太大,看来,博古也是忠诚的革命者,有改正错误的勇气。
博古做完报告后,周恩来也做了军事工作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进行了检讨,做了很诚恳的检查。
两个报告做完后,开始了会议发言。张闻天针对博古报告中总结失败原因不到位的地方进行了批评,发言吸纳了**等人的意见,也有刘一民在通道和斯通争辩时的思想,特别提出了刘一民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闻天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专门指出:“在通道的时候,原十八团代理团长刘一民同志就说过,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党在政治上幼稚,忽左忽右;指导思想上模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组织上机制不健全,缺乏独立性,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三人团凌驾中央之上等错误现象;军事指挥上先是与敌拼消耗,搞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放弃了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战略转移后,又一味逃跑,造成湘江惨败。一个刚参军的新同志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看不到呢?”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现非常成功。接下来,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朱德、陈云、**等都作了发言。对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的发言仍然是那么幽默犀利,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其他红军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则是结合具体战例的成败得失,把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批驳的体无完肤。李德听得实在受不了了,忍不住咆哮:“难道你们想让我一个德国人来为你们的失败负责么?”咆哮完后,就摔门走了。
应该说中国**的独立意识就是随着李德的摔门离去而真正开始觉醒的。
中午的时候,开会的人都在红军总部就餐。
吃完饭,刘一民找到**、周恩来、朱德,报告在清溪镇战斗中缴获了敌中央军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随身携带文件,里面剿匪通报中有各地红军活动情况,除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和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外,陕北也有红军,领导人是刘志丹。
**一听就问文件在哪里?
刘一民取出文件交给了**。**、周恩来、朱德三个人看后,周恩来问还有没有其他佐证?
刘一民忙将审问韩汉英、唐云山的笔录拿了出来,并且说,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我在镇远与工商业代表座谈时,其中一个票号掌柜是山西祁县人,他说他们票号在榆林开有分号,但没有在延安附近开,原因是陕北也在闹红,领头人叫刘志丹。
周恩来想了一下,刘志丹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与**同期。
**说:“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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