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民也就不客气了，说道：“在诸位之中，论起绘画技巧、功力，沈先生可能还不是数一数二的。为什么我要在沈先生的画上写下那么一段话呢？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山东开过一次文艺宣传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话，核心是要解决文艺宣传工作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文艺宣传工作要走在时代前列，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商学兵大众服务。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小说、戏剧、电影，都要反映火热的抗战生活，记录侵华日军暴行，歌颂抗日军民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现在，山东根据地的艺术家们按照这一精神，创作了许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大家可能在大店也看到了，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的八路军打鬼子年画，就是用武强年画的形式创作出来的，根据地的老乡们家家购买。这就是艺术的宣传、教化、鼓动的魅力所在。也就是大后方现在开始讨论的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我的看法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大众化的才是有生命力的。大家想一下，如果将来我们的抗战胜利了，翻开中国艺术史，上面竟然没有描写抗战的名品大作，那岂不是天大的遗憾么？往远一点说，将来过了很多年，世界和平了，经济发展了，小日本的子孙后代嫌他们祖宗犯下的罪恶丢人，不承认曾经发动侵华战争和曾经杀人放火，我们的后人拿什么东西作物证呢？除了史学家的记录和新闻记者的照片，我们的艺术家创作的画作也是重要的证据。再说了，前方将士在和日军拼刺刀，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日军的铁蹄下呻吟，你却去画花鸟虫鱼，有人看么？没有人看，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也行，但是大家得清楚，一切有生命力的佳作，都是靠大众的欣赏、赞誉而传下来的。当然，也有的是埋在深山人未识，一朝发现天下名。但这类作品创作者本人是无法享受成功的快乐的。我说的意思，就是希望诸位回到大后方后，引导、宣传、教育我们的艺术家们，走出书斋画室，到生活中去，到老百姓中去，到抗日军队中去，到支前活动中去，到日军轰炸后救死扶伤的队伍中去，用你们的笔记录下真实的抗日战争。我们的战士、游击队员、民兵都是你们创作描摹的对象。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夫打东洋，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艺术家们应该歌颂的对象。大后方民众生产自救、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敌后根据地搞民主选举，等等，都可以进入画家的画作、文学家的作品。甚至侵华日军的暴行，都可以画下来，供我们的后代深思。象淞沪抗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和我们八路军的平型关伏击战、袭占太原、天津，鲁中战役、胶济路战役、泰西战役等，这么多大场面的战役，波澜壮阔，里面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竟然在我们全民族最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里看不到，我感到很遗憾。我敢保证，如果有一个画家，能用如椽巨笔把这些大的战役画出来，必定会成为我国历史上传至后世千万代的不朽之作。那是要在国家大博物馆永久保存展览的。不知道大家同意我的说法不？”
刘一民的思想在他给沈逸千《送粮图》上题字中就已经反映了出来，在座的艺术家们都看清楚了。现在他又进行了长篇大论的阐述，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大家都开始默默品茶，场面一时间沉寂了下来。
半天，傅抱石才说道：“刘将军，你身在前线，还关心大后方文艺界的民族化、大众化讨论，让我十分汗颜。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你说的两句话特别值得深思，那就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大众化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我觉得，这两句话可以拿去让参加讨论的同仁们共同研讨。我写《明末民族艺人传》的目的，是为了以前贤的事迹激励文艺界同仁投身抗日战争。今天听了你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够，应该直接描写抗日将士的事迹。”
刘一民端起酒杯向傅抱石敬了一杯，说道：“借古讽今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形式，是好传统，同样能起到鼓舞士气、宣传抗日的作用。我觉得傅先生作的好，以后可以更进一步，收集资料，把文艺界的抗日志士的事迹收集整理，写出来。也可以把那些汉奸文人的罪行写出来，剥开他们的画皮，让民众看清楚他们的嘴脸。省得等我们胜利了，时间长了，这些人摇身一变，又不承认他们的汉奸卖国罪行了。”
郭沫若一听，就说这个主意好，有褒有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回去后就组织人开始动手写作。
潘天寿这年41岁，在国立美专主持中国画教学。从一见到刘一民开始，他就在观察刘一民。这一会儿忍不住了，开口说道：“刘师长，你颠覆了我对军人的印象。想不到指挥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竟然也是一笔好写的文人。真是想不到啊！”
刘一民说：“潘先生，以后有机会多到根据地来，到我们这里办学校也行。八路军负责学校的一切开支，保证让你们能安心教学。我差的远了，我党领袖**主席，那才是大文人呢，他的诗词是我见过的写的最好的，他的草书书法，也可能只有于右任老先生能和他相比。有机会的话，你到西安去一趟，见见**，看看他写的字、写的诗词，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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