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北长安宫的一座小殿内，几名宦官正坐在一起商议政务，你没有看错，几名宦官确实是在商议政务。
为首之人是老宦官宋朝凤，然后是霍仙鸣、窦文场、田文秀、刘贞亮，这五名宦官结为小集团，不仅掌控神策军，掌控宫中大权，还经常利用李适来插手政务，尤其宋朝凤直接代天子批复奏折，很多朝廷决议都被他以天子的名义否决。
李适对这些宦官十分宠信，在他生死危急之时，只有这些宦官没有丢下他，忠心耿耿地护卫他逃出皇宫，让他终于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对他忠心的人。
同时，李适也不想成为名义上的天子，他也要干涉政务，彰显自己的存在，但身体的伤情不容他耗费太多精力，他便把政务交给了宦官，利用他们来牵制监国李谊以及朝廷大臣。
天子李适在听政殿成立了一个署衙，叫做神策军指挥署，和朝廷的十二卫署衙对应，大家便将神策军指挥署简称为北衙，十二卫署衙又叫南衙。
北衙听起来好像是军事机构，但实际上是军政一体，五名宦官在这里设立了参政堂，很多重大政务就由他们五人在这里商议决定。
“各位，圣上已经原则上同意我们的增税方案，只是希望我们把税额再考虑一下，我考虑架间税只要有房子就要交，所以面很广，税钱也不能太高，保证每年收一次，一旦实施，能大大减轻财政压力。”
宦官们讨论的架间税就是房产税，架是指大梁，一间屋子需要两根大梁，官宅的住房标准并不是占地多少亩，而是有几架房，两架一间屋，所以唐朝的房产税就叫做架间税。
收架间税当然不是宦官们提出来，而是朝廷为了解决日益窘迫的财政压力，才提出收架间税这个动向，但因为涉及到太多朝廷官员和权贵的切身利益，架间税吵了几个月都没有能拿出方案。
李适便决定让宦官来起草增税方案，宦官们住在皇宫，皇宫是免税的，和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所以宦官们起草得很顺利，已经在天子李适那里通过了，但宦官们把税额定的很重，李适觉得需要再斟酌一下。
宋朝凤咳嗽一声道：“索性就把咱们原来的方案减半吧！改为上房两千文，中房一千文，下房五百文，这样差不多都能负担得起了。”
五名宦官纷纷举手，表示了同意，他们联名签下了税案，由宋朝凤提交给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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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适随即将架间税方案转给政事堂，责令他们审议通过。
这份方案一露面，便在朝野引发掀然大波，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整个朝野上下反对声一片。
穷苦百姓住的茅草屋之类是下房，大部分人家两间屋左右，一间寝房，一间起居，每间屋子只有七八个平方左右，而像厨房、茅厕、牲畜厩之类就只能算棚，不能叫房，可以免税。
看就算住房不多，一年也要增加一贯钱的负担，对于入不敷出的穷苦百姓来说，还是非常吃力。
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则是五六间屋，那一年也要几贯钱，现在挣钱不容易，明显是增加了负担。
大户人家开间稍大，一间屋子二十个平方，属于中房，每间屋就要一贯税钱，一般占地三亩就有几十间屋子，几十间屋就要几十贯税钱，大户人家当然也强烈不满。
这两年，成都向东扩张了一倍，大片良田变成了豪门巨富的大宅，很多豪门少则数百间，多则上千间，而且都是宽敞明亮的上房居多，算下来，一年就要交上千贯税钱，这个负担对他们同样沉重。
而且间架税是面向大唐天下，只要朝廷通过，各地无论城乡都要执行，包括各个藩镇，他们也会执行，只不过税钱是流入藩镇口袋。
不过穷苦百姓还是有应对之策，他们索性把房子拆了，搭成不征税的窝棚，一样可以住，但总不能让大户人家也住窝棚吧！所以架间税主要遭到权贵和大户人家的强烈反对。
监国李谊和政事堂众相国尤其反对激烈，他们反对的并非税案本身，而是反对宦官干政，北衙宦官不仅否决他们的决议，居然还越俎代庖，制定税案，这是政事堂绝对无法容忍的越权侵犯。
间架税方案在政事堂不出意外地被否决了，李适大怒，罢免了右相萧复萧复和左相姜公辅，重新任命卢杞为右相，就在卢杞出任右相，向天子表态支持架间税后，却在宣政楼前遭到了文武百官的一顿暴打。
副相独孤立秋和刘从一同时辞去了相国之位。
李适再次废除多相制，任命卢杞和张延赏为左右相国，强行推行架间税。
在一片反对和吵嚷声中，混乱的建中四年结束了，新一年开始，李适改年号为贞元，作为推行架间税的交换，李适正式册封李谊为皇太子，架间税得以通过，开始在天下各地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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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今年的新年十分热闹，郭宋也特地将潘辽、李略、曹万年等官员和将领的家人请到自己府上共度除夕，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薛涛带着独孤幽兰前往阵亡将士的家中给他们拜年并送年礼。
一直忙到正月初五，众人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一早，郭宋带领家人祭祀先祖，这是郭宋一直很为难的地方，他不知该怎么祭祀自己祖先，很多年来，他一直回避这个问题，直到和薛涛成婚后，在薛涛的一再建议下，他才勉强修建了宗祠。
灵州郭氏祭祀的祖先是隋朝同州刺史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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