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李恪几兄弟互殴之事后，李承乾就带着大批的侍卫，连夜出了宫门，直奔长安县的府衙而去，之所以如此的着急，是因为这是他统领军队以来，第一次出现返乡士卒杀人入狱的案件。
六率的兵权是他统御东宫的根基，他必须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还把漏洞及时的补上，不然的话，这条虫子早晚会蛀食掉整个六率。
更为主要的那几个士兵把好几家连锅都端了的原因，他们都是多年的老兵，没有理由不知道朝廷法度的森严。
而且在他们退役时，六率都会单独的发放一笔安置金，以慰劳他们多年来为国征战的功劳。即使不能像大户人家那样大鱼大肉，但保证一日三餐还是没问题的吧。
同时根据长安县和折冲都尉府报上来的文书，这几个家伙在杀完人后根本就没有逃走和抵抗的意思，要不然，依他们的身手，怎么会让当地的府衙毫发无伤的生擒活捉呢。......
长安县县衙外，县令刘营和都尉张泓都张大了嘴巴，不可思议的看了看对方，因为他们等来的不是刑部的上官，等来的竟然是太子的龙旗。不就是几个老兵杀人案嘛，用得着惊动一国的储君吗，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刑部呈上去给陛下圈个红不就得了。
这真的是大惊小怪吗，当然不是，即使这几个家伙不是六率出身，是普通的小民百姓，当地的官府和三司也没有权利直接对一个判处斩立决，这条律法是皇帝亲自敲定，只不过他们俩为官的日子尚浅，不知道这其中的原由罢了。
贞观二年，皇帝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担心交州地方偏远，蛮夷众多，又多瘴气，拒绝前去赴任。皇帝多次劝说卢祖尚，卢祖尚就是铁了心不领旨，于是一怒之下就将卢祖尚推出去砍了。
事后，皇帝非常后悔，甚至认为自己此举太过残暴。随即对房玄龄、魏征等人说：“然，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如果朕要在朝堂上杀人，你们应该劝阻！”
实际上，并非房杜等大臣不劝，而是皇帝的性格暴躁，发怒时并非谁都能劝得住，就以因为这个暴躁的脾气，致使皇帝在贞观五年特意的颁旨：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原来，贞观五年，大理寺设立一起“谋逆案”，一个叫李好德的人，常常说一些狂悖之言，被人举报有“谋反”的嫌疑，最终被送往大理寺审理。张蕴古在复核此案时查证李好德确实有病，而皇帝认为张蕴古的审理非常合理，下旨宽恕李好德。
但过了一日，剧情突然逆转，殿中侍御史权万纪捅出来一个内情：“张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
这就是说李好德有个哥哥，担任相州刺史，而张蕴古恰好是相州人。从而可以证明，张蕴古救李好德，可能并非出于公心，而是为了送老家的父母官（李厚德）一个人情。
要知道唐律为了避免官员徇私，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担任父母官。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朝廷官员为了照顾家乡宗族父老，都会想办法和家乡的现任父母官拉关系，大家相互有书信来往，相互照应，这早已不是官场上的秘密。
这件事被捅出来后，御史们纷纷弹劾张蕴古徇私舞弊。更有甚者，挖出了另一个细节：在皇帝打算宽恕李好德的时候，张蕴古急忙到狱中，以私人身份将旨意偷偷透露给了李好德，而且还和他博戏（赌博的一种形式）。
这件事足以说明：张蕴古和李好德的关系非同一般，若说张蕴古审理李好德之案没有偏私，鬼都不信。最终的结果是：皇帝大怒，令斩蕴古于东市！
皇帝因为愤怒斩杀了张蕴古后，又渐渐后悔了，因为李好德也确实有病，应该得到宽宥。张蕴古也确实存在徇私卖好的嫌疑，但即使张蕴古罪行确凿，按照唐律，也罪不至死。
于是，又开始抱怨宰相房玄龄，说：“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被皇帝劈头盖脸一顿数落的房玄龄等人十分委屈，随后进言说：陛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将犯罪嫌疑人斩立决，人臣若不领旨，既有忤逆犯上之嫌。
听到了这个解释后，皇帝觉得房玄龄所说非常有道理，琢磨良久，定下一条规定：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如果有人被判了斩立决，也不能立即斩首，而是要复议五次。
如此，门下省、御史台和大理寺在两天内多次复议，就最大范围内避免误判，这样下来，贞观年间被斩立决处死的犯人，越来越少。
在李承乾看来，皇帝这个人身上，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确实可是说是个仁君，这倒不是说不杀人就是仁君，而是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后总在想办法弥补。用制定律法的方式，来避免自己误杀，用法律来限制滥杀之权，这就是皇帝可敬可配的地方。
坐在县衙大堂上，李承乾仔细的翻看着此案的卷宗，下面长安县令和都尉都恭敬的侍立在下面，从他们抖动的双腿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入仕不久的家伙怕了，即使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错的。
敲了敲桌子上的案卷后，李承乾淡淡说：“这些口供是屈打成招得来的吗？”，这么问当然是有原因的，根据卷宗显示，死者的弟弟目前正在都尉府任职，而且他也是那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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