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濮柯的眼睛，思索他为我考虑得事情，思索他说希望我变得更好……他便是这样的人，从自己的视角作决定，‘复婚’、‘再要一个孩子’，甚至是‘离开学校’，这所有的事情我都像是被通知一般。我感激他为了给我提供一个好环境而放弃拥有的东西，但我也厌倦于这种‘被告知’的状态。
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考察团里的美国佬已经不再是去年来的那一批，我们这边的学生也换了又换。
濮柯带着所有人接机，接着进行第一天的行程。我始终没有主动跟他说话，之前在社团里与我说话的一年级生也在接待队伍里，我不想多生事端，留下被人念叨的话柄。与我相反，濮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眼神与我交会的时候偶尔勾起嘴角，毫无避嫌做作的架势。
那天下午，正当所有人坐在一起进行交流的时候，濮柯放在桌子上的电话震动了。
他余光扫了一眼，皱眉按掉。片刻之后，电话又震动起来。
“抱歉，”濮柯起身对着一众宾客道了一句，“我接一个电话。”
一旁主持会议的老师很有眼力劲，顺道开口，“那咱们大家也休息一下，刚好时间差不多了。”
我看濮柯神色匆匆，心里纠结于是在老师说完之后便跟着他走出去。
濮柯站在会议室门外，对着电话显得很着急，“具体情况呢？”
我走到他身边，抬头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马上过去。”濮柯说完便挂了电话，他回过头看着我道了一句，“我得去趟医院。”
“出什么事情了？”
从那次在病房外痛哭之后，我便没有关注过濮燊与钱静的情况。内心焦灼挣扎于是不是应该远离濮柯，我实在不愿再为自己的情绪施加压力，索性装起了鸵鸟。
“没事儿，你别担心。”濮柯对我摇摇头，叹气又道了一句，“好好做你的事情。”
一旁正巧有英语系全权负责的老师走过，他侧目看着我与濮柯，“书记，没事儿吧？”
濮柯的眼神从我脸上移开，转身便对老师说，“我有事情需要先离开，如果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告诉我。”
“好的。”老师点点头。
晚上闲下来，我给濮柯打了电话，询问医院的情况。
“没什么事儿，放心吧。”濮柯在电话里反倒安慰我，“钱静之前做了检查，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就好。”我对着电话说，心中却拿捏不准他是不是刻意减轻了事情的严重性。我试探性的又问了一句，“你们是为了要孩子，做检查吗？”
“是常规检查。”濮柯随即换了话题，“你那边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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