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实外虚内的方针政策在府兵制没有大规模废除以前，弊端并不明显。彼时毕竟是军府掌控兵员，战时由各折冲府负责提调分配。战后，府兵们又各自散回所属军府。各道的行军大总管虽然权力很大，但手下却都是流水的兵，想要造反则因为诸多掣肘而并不容易。
自从府兵制废除以后，天下常设节度使以取代行军大总管，兵员也有各军府轮流戍边变成了就地征召兵勇训练常备，这就为兵为将有打开了方便之门。
按照惯例，节度使又身兼掌握地方财税重权的黜陟使，更使得兵为将有的问题加剧严重。
比如安禄山其人，他本人最初也未必有造反之心，然而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深耕河北十年数载之后，生出造反之心也就必然顺理成章。
秦晋知道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资望来改变唐朝的现行制度。但至少要使朝廷有一支足以震慑地方的军事力量，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而且，目前也不是改变制度的合适时机。
现在无论潼关以东，还是河北道的局势，都在朝着有利的一面发展，将来一旦平叛成功，朝廷必然会有大动作，此刻未雨绸缪，将来才不至于临时抓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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