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奇寒的圣诞周,作为先锋的警卫旗停在阿登山区的雪海,这些一度让蒙哥马利逃回巴黎的部队再没有向前一步。四年前我们一起去巴黎,那时都是跃跃欲试的年轻尉官,四年后他们深夜在河水里游过十二月的寒冷,擦亮刀尖奔赴殊死之战,他们本该和死者一同胜利,而废弃在深雪里的装甲残骸载着帝国的尊严,出师未捷。
其后我放下武器,走进美军的战俘营。他们怎样看待我这个背约者。最深的责罚也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不在瓦哈拉,是人间的末日审判法庭。
1946年7月11—15日
☆、化学工程师
【原文】
路德维希港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小镇,内卡河在这里流入莱茵。如果不是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定址于此,它不会成为莱茵河的第二港口。三十年代的路德维希港有绵延不断的码头,冒着浓烟的货轮长啸着缓缓走在河道上。法本是德国最大的企业,basf的技术居于世界化工首位,在凡尔赛束缚下的三十年代,那里的工业奇迹再现了威廉时代的风景。
当时化学界的研究热点是自由基聚合高分子,海德堡有许多教授为basf做研究,自由基开启了老辈不曾设想的新化工时代,耐腐蚀易塑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工生产。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我也多次到那里见习。商业研发把知识变成直接的效用,我们在联合实验室里写下卤代烃高聚物的生产流程,窗外弯曲缠绕的合金管道在秋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白色的烟雾蓬勃着向天空飞去,人造橡胶被生产出来,用于制造军用载重卡车的车轮。
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往下走,我会在化学界的顶尖高校拿到博士学位,从事世界前沿的化工研发。德国稀缺能源和材料需要替代物,我求学时所有的骄傲都会在这个领域延续。
但就在我读大二那年,纳粹上台,凡尔赛条约废止,萨尔州回归,军队开过莱茵区,一切都焕生奇迹。两年后我终结学业,投身为警卫旗仪仗连的一名士兵,每天身穿军礼服在总理府前迈着正步,像一枚坚毅的锡兵。
如今想来,德国就在那时朝未知的方向脱缰而去,我的个人命运也在那时转向深渊,但当时我想的是什么。1933年我刚满十八岁,德国显现出复生的假象,我投出的第一张选票上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人生是不容假设的,当时我所选择必有原因。但现在我坐在死牢里,设想能迈过设身处地的青涩,以今日的洞察力再做一次选择。让时光溯流十年,我重新站在大学毕业的十字路口上。
“你不该退学。”我年少时的伙伴说,在海德堡金色的落日下我们有过一次争吵,伤筋动骨直至分道扬镳。我是以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我的导师曾设想日后由我来接任他的教职,但如果,我没有“退学”:
1945年夏,柏林施潘道区的一栋小楼里锁着一位化学工程师。脱去实验服后他仍然注意衣服褶皱的整齐,眼镜上粗浅的度数是常年读取数据所致,他一言不发,仔细修剪的指甲因为缺乏营养而扁平。
这位法本化工的高级工程师被剥夺了职衔,软禁在此等待审查。前来探访他的挚友也已年过三十,略旧的西装上戴着讲究的手帕,一派巴黎青年才俊的风仪。他从法国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故人昨是今非。
“从你的自陈来看,情势不容乐观。”我的朋友比大学时更能克制情绪,只有前倾的上身透露出他的关注。在这个故事里,我没有在本科毕业后参军,而是读完博士,以我的进度应该是在1939年。当时很多一流的工程师因为血统或政见而离开德国,我在法本研发高分子新材料,因为前述原因而平步青云。次年,法兰西战役打响,能源紧缺使合成燃料成为科研的重点,老一辈很难改变研究领域,开发新热点就落在我这一辈人的肩上。战争时期,德军几乎所有的润滑油和炸药都来自法本,如果不是合成燃料的成功投产,二战在1944年就结束了。
“法本和帝国化工协会都被认为是纳粹化的组织,它们直接支持了德国的侵略,身为其中一员你难辞其咎。”我的朋友把自白书在手里收拢,陷入椅子的后部。我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失去工作,又因为曾是法本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而身负战争罪责,“但也有另一条路,美国希望引渡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你将获得自由、从事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待遇。”
“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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