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父亲怎么骂我：
“放你妈的狗屁！看场电影，也就屁大个功夫；上趟公园，就象在家门口逍遥散步，吃喝玩乐上街下馆子，又不要你掏半个子儿！你为什么就不能陪梦都和郝敏出去玩玩呢？你晚上也要训练吗？星期天也要跳水吗？放着金饭碗不抱，一天到晚抱着个泥疙瘩不换。我怎么会养你这种两条腿的畜牲？！”
还有许多许多更难听的话呢！
虽然，父亲的丑话我从小就听多了，但现在让我学给你听，我都难以启齿呀！
父亲的所作所为，我是从心底里厌恶的。
多少回了，我真想痛痛快快、放开嗓子跟他大吵一顿！
可是你知道的，我的天性太懦弱、太善良、太缺乏勇气了。
我的父亲从十六岁就下乡插队；工作后又不得志，因超生了我这个女儿，使他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性格被扭曲了，世界观也被扭曲了。
在他的脑海中，已强烈地形成了他们那代人中的某种人生哲学。
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比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和追求，有一种意外地得到天赐良机，或者巴结上某个大官，一夜之间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
他总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在众人面前抖擞精神，大摆阔气。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
但我鄙视它、憎恶它！
然而，想想父亲这么多年的压抑，特别是精神上的苦闷、颓丧和失落，以及经济上的拮据和贫寒，我又觉得他其实十分可怜！
每次在外头遇上了不顺心的事，他就要回家来排泄，来发火！
最后倒霉的，总是妈妈和我们两个女儿。
几十年了，妈妈已成了牛皮鼓，随他敲随他打；
女儿也成了出气筒，由他推、任他骂。
在这个家中，我们是又怕他，又恨他，又可怜他呀！
当然，最最可怜的，还是我的可怜的妈妈。
她没文化，没职业，没收入，在家里只能逆来顺受。
如果是我和姐姐惹恼了父亲，他每次对我们姐妹臭骂之后，还要对我妈发作一番，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加，在她身上增加几块青紫！
所以，为了让我可怜的老妈少受欺凌，我们姐妹俩只能尽量约束自己，尽量不得罪父亲。
这次，父亲陪我去省体委报到，在去省城的路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列车上买了两瓶“茅台”酒。那种“茅台”酒，每瓶都要一千多块啊！
他还硬拽着我陪他去一个当官的人家，去市政府办公厅郝主任的家里。
郝主任的老伴留我们吃饭了。
郝主任的儿子郝敏和王副市长的儿子王梦都也在。
平心而论，他们是属于那种有素养、有风度、有幽默感的文化人。
当我们到郝家时，他们对我们是那么的客气，那么的热情，那么的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就凭我们父女俩，凭什么获得他们那种高规格的优待？
仅凭我是跳水冠军吗？
或者说，他们是跳水运动的爱好者吗？
不，完全不是呀！
他们之所以对我们父女那般热情、那般友好，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最担心的那种想法！
尽管违心，我还是十分谨慎地和两位干部子弟接触了。
毕竟人家对我们的热情、关心和照顾是摆在面前的！
尽管梦都存在追求我的想法，但如果我在不答应梦都追求的前提下，能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那我在省城工作，就有了一层官二代的关系！
你知道，在当今的社会，很多事情都要靠关系去应酬、去处理的。
如果我在省城能结识两个官二代，能有两个官二代给予各方面的帮助，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记得我爸爸第一次离开省城时，梦都、郝敏和我一起去车站送他。
我爸竟当着大家的面，取出了我在全运会女子跳水比赛中获得的奖牌，递给王副市长的儿子说：
“这是我家萍萍的奖牌，她脸皮薄，不好意思送你，现在由我转送给你吧。”
看，这就是我的父亲！
他居然如此荒唐、如此低劣、如此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的庸俗心态！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走了我的奖牌，那是我放在家里箱子底下的。
他这种笨拙的做法有谁相信？
就连王梦都和郝敏都看得出，那是他在演独角戏。
当时，我真想当面揭穿他的把戏，想对这种有失人格的做法进行大声的抗议！
同时也想夺回自己的奖牌！
可是，在那样的场合，在众人的面前，我哪里做得出来？
我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裸地打自己父亲的耳光吧？
当时，我只能双手紧紧捂住自己发烧的脸，一声不响地悄悄遛边。
幸好梦都善解人意，他一再向父亲表示感谢后，十分得体地将那块奖牌送回到我的手上，温文尔雅地说：
“奖牌还是放在你这儿吧，你是奖牌的主人，所以，奖牌理应由你保管。说不准什么时候，你在单位还用得上它呢！”
你看，他是绝对看出了事情的真相，看出了我心中的不快。
他这样做，既顾全了父亲的面子，又解了我心中的烦恼。
他的做法是那样地恰到好处，简直象个老练的外交官。
当时，我不能不向他投去真诚的、感激的目光。
李刚呀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