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达，都市商铺林立，商客大量增加，百姓生活日益富庶，奢侈之风盛行，金银器饰广泛流行，专门经营金银的店铺也随之增加。南宋偏安一隅，京城临安府工商业相当繁荣，仅金银交引铺就有上百家。其经营范围在保留前朝金银铺的各项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兑换钞引的经营业务，使其性质由单纯的买卖金银、打造金银的金银店转向带有官商性质的民间金融兑换机构，因而成为我国早期的官民合一的金融机构。
一、金银交引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历史
金银买卖由来已久。战国时期，黄金已经普遍使用于帝王贵族之间。黄金器饰和爰金、饼金等黄金货币已显露出昂贵的价值。秦汉以后，银器日趋流行，使金银既用于制作器物，又成为保值物品，同时在一些特殊的领域还履行了某些货币的职能。
毫无疑问，金银器饰大量涌起的背后存在着一支大规模金银工匠队伍，开始只是由富人贵族家养的奴隶充当，随着金银器饰的流行，民间产生了一批真正从事金银器饰打造的工匠。北魏时已产生了经营金银玉石的金玉肆。《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记载：“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石肆问价。”
唐朝，国力鼎盛，工商业发达，金银匠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慢慢发展建立金银店铺。高彦休《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载有“（长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唐时金银店的业务以打造金银器饰为主，兼营金银器饰和生金银（作货币用的金银铤、饼等）的买卖，也有兼买珠玉的。又因金银的买卖而产生金银的鉴定的业务。
五代出现了专门从事白银买卖的店铺“鬻银肆”。
北宋时汴京的金银铺很多。《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中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同时《宣和楼前省府官宇》中载：“南门大街以东南侧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杂物铺、大相国寺”。《东京梦华录》是作者孟元老在崇宁二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写成的，记述的是北宋末年汴京的繁盛。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记载：“大观三年鲁公（蔡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废，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笑。”这段史料记载了大观三年，当十大钱议改为当三时，宰执等争着将其所有大钱送至汴京金银铺买黄金以免损失之事。可见，北宋时金银铺已相当发达，规模也相当大，并且出现了以钱易金银的兑换业务。
二、文献记载中的南宋金银交引铺与出土金银铤牌上的金银铺号
南宋的金银铺，被称作金银交引铺、金银盐钞交易铺、金银茶盐钞交引铺等。
最早记载南宋金银交引铺的是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该书记载的是宁宗端平年间京城临安（杭州）的繁华，记载了最繁华商业街上有百余家金银交引铺。“…….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今东、西木瓜巷），谓之五花饿儿中心。自五间楼（著名酒楼）北至官巷（今中山中路官巷口一带）南御街（今中山中路），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请作匠炉，纷纭无数。”
明陶宗仪〈〈说郛〉〉之〈〈古杭梦游录〉〉也记载了临安金银铺的情况：“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到都街，多是上户，金银钱钞交易铺仅百余家，内列金银看垛钱。”其记载与〈〈都城纪胜〉〉基本一致，显然是从耐得翁的说法，只是将金银钞引交易铺改成金银钱钞交易铺。
吴自牧〈〈梦梁录〉〉记录了南宋临安的风俗，包括艺文、建置、山川、市镇、物产等许多方面，记录了临安城各处的一些著名的金银铺名：“杭城市肆……自淳佑年有名相传者如…..市西坊（今羊坝头）南和剂惠民药局。局前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李博士桥（今中山中路）邓家金银铺。”
周密〈〈辛杂记〉〉记载：“天井巷（今清河坊一带）内有张家金银铺。”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了宁宗庆元年间杭州商市的盛况：“诸行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中载：“市西坊…..是临安店铺最密集的闹市区，各店林立。如沈家金银交引铺、张家金银脚引铺、张家铁器铺…..以金银交引铺与丝绸店铺为多。”
上述文献告诉我们，南宋临安的商业经济相当繁荣，金银交引铺是城市中主要商业店铺，并逐渐形成了行市。不仅如此，在京城以外的城镇也开设类似的金银铺。《景定建康志》记载建康（南京）城内就有各种各样的行市，其中经营金银的被称作银行。另椐《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宁波）城内也有六家金银交引铺。
近百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出土南宋金银铤牌不下三百余枚。这些铤、牌有金银铺名、金银铺店主名和工匠名及表示、重量、用途等文字，其中有金银铺名十余种。1956年杭州火车站西出土金铤6枚，其中三枚“石元铺”。从南宋坊巷分布图（见林正秋《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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