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揭开隋末农民战争序幕的是山东王薄。王薄自称“知世郎”,在长白山(今属山东省济南市)一带聚众起义,他还创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当作起义的宣传曲,歌词中唱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一时山东农民纷纷响应,揭竿而起,誓师要推翻隋朝暴政。当时的齐郡丞,是隋朝又一能征善战的名将——张须陀。张须陀(565——616),弘农阌乡(今属河南省灵宝市)人,《隋书·张须陀传》形容他“性刚烈,有勇略。”张须陀早年跟随史万岁和杨素南征北战,在平定云南爨翫以及汉王杨谅叛乱中均立有战功。王薄此次领导的长白山起义,实际上与张须陀关系不大。隋炀帝为了征讨高句丽,在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大肆征发民夫,加之突然旱灾疫情流行,山东等地的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说在一个治世当中,地方上的民变或许是因为生活一时的难以为继,或是地方上官员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难以令人原谅的错误,尚且可以被划归为经济或行政问题的话,那么在一个乱世当中,激烈的百姓起义将不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动乱,因为它是由国家高度的集权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是社会根基不稳定的信号,此时的问题就属于信仰或民心的范畴了。张须陀是明白这个道理的。面对反对声浪越来越高的隋朝社会,张须陀没有进行舆论上的封锁或是军事上的镇压,而是先行安抚,他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当地一些官吏说:“皇上的诏书未到,怎么可以擅自开仓?”
这就是隋朝社会动乱的根源,像张须陀这样的官太少。大多数官吏把粮也好,钱也好,都看成是国家的私有财产,国家私有,意味着**的高峰,最终造成的现象就是国富而民穷。张须陀不顾诏命,强制开仓,以缓民情,他说:“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很可惜,农民们没有因张须陀的一片赤诚而退却,起义最终还是爆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感叹,农民的骨血,已经快要被隋朝政府榨干,社会的毒瘤扎根太深,纵使有一千个一万个张须陀,恐怕也拔除不掉吧。这就叫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张须陀没有办法,面对农民叛军,他出于自己对隋朝政府的忠诚,只能出兵镇压。秦琼就在这支平叛的队伍中。在张须陀的指挥下,隋军连败王薄、孙宣雅、裴长才、郝孝德、郭方预等人所领导的起义军,特别是在与裴长才的战斗中,由于起义军发动突袭,张须陀没来得及列阵,身边只有五个骑兵,但他面对数倍于己的起义军,毅然接战,《隋书·张须陀传》记载:“贼竟赴之,围百余重,身中数创,勇气弥厉。”张须陀用勇猛为自己赢得了时间,援军到来后,他一举击溃裴长才的起义军。隋军非常兴奋,这几场仗打下来,他们一举扭转了此前被起义军接连挫败的颓势,慢慢重拾了自信心。隋炀帝也特别高兴,特地命人画了张须陀的画像,放在宫中,这大概是身为人臣至高无上的荣耀了。不过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令张须陀和他的士兵们更为兴奋。
那一天,潍河之畔,张须陀与起义军摆开战阵。起义军阵脚刚稳,隋军阵门忽然大开,冲出一少年小将,手执铁枪,飞骤骏马,径奔起义军军阵而来。马蹄扬起阵阵征尘,映着少年稚嫩的脸庞,少年手中的大铁枪反射着夺目的日光,耀人眼球。起义军看呆了,他们猜不透,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是要独闯军阵,还是要来投诚?正当种种猜测盘旋在起义军士兵们的脑海中时,少年已拍马杀到面前,一个起义军士兵只听到那匹强健的战马长嘶一声,眼前只见一道白光忽地闪过,便登时没了知觉。一股鲜血喷涌而出,溅在少年雪白的衣甲上。众人看到,少年拔出腰刀,把那名士兵的脑袋砍掉,大吼一声,抛向空中。那颗带血的人头在空中打了个滚,少年抡起铁枪,往上一举,将落下的人头稳稳挑在枪尖,骤马扬长而去。只留下一干起义军将士愣在当地。潍河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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