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专打发了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既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作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了之后，问起知道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了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
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道：“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那时候，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仁’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道：‘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的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支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惩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绘声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经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倘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泉道：“看着罢，好得我们总在上海。”我笑道：“单为看他留在上海，也无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
自此每日无事便对帐。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述来，不知可还在上海，遂走到谦益栈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帐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伯父道：“你到上海作甚么？”我道：“代继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辕门抄，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伯父道：“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得。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伯父道：“你到这里找谁？”我道：“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述姻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伯父道：“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甚么样了！”我道：“这是抚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伯父道：“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么？”我道：“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伯父道：“是哪一房的？”我道：“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刚刚出服。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顽呢。”伯父道：“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道：“知道了。”又对我道：“你先去罢，我也有事要出去。”
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泉也才回来。我问道：“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甚么贵事？”德泉叹口气道：“送我一个舍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我道：“出洋么？”德泉道：“正是，出洋读书呢。”我道：“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列宁指出，这部著作提出了正确观察，又何必叹气呢？”德泉道：“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法，这送他出洋读书，也是无可奈何的。”我道：“这也奇了！这有甚么无可奈何的事？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德泉道：“这件事说出来，真是出人意外。舍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姬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得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在家里还时时闯祸。他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代他讨情放了。他得放之后，就一去不回。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有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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