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关于汉武帝这一朝的描述，因为司马迁自己就是当事人之一，难免有他的局限性，所以对于这一段，后人往往会把《史记》和《汉书》对照着来读，仔细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别。别忘了，班固写作《汉书》时，很多内容是大段大段照抄《史记》的，在这种情形下，二者如有不同之处，正说明这是班固认为必须要改、不改不行的！
比如关于卫霍的记载，《汉书》就是基本照抄《史记》的，但是仅有的几处修改，却又都对卫霍有利！你说说，这让后人怎么想呢？只能说，司马迁是世家出身，与卫霍分属不同的阵营，他不愿意说卫霍的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在跟陇西李家有关的事情上，这位太史公多少有点特殊对待，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看法。毕竟，司马氏与陇西李氏同为秦国名将之后，同样的出身背景、几代人的交情摆在那里，就连司马迁遭受腐刑，起因也都是为了帮李家的人说话。（注：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触怒汉武帝而受到腐刑）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可以注意一下：司马迁在写到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时，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母是谁，但是写到汉武帝的儿子时，太子的生母卫皇后他记了，皇二子的生母王夫人他也记了，唯独皇三子和皇四子，却提都没提他们的生母姓什么。直到班固写《汉书》时，才记录了皇三子和皇四子的生母姓李。
那么想想看，《史记》中为什么独独不提李姬呢？是司马迁不知道吗？显然不可能，上一辈的皇子生母他都知道得那么清楚，本朝本代的反而会不知道？那么，位份在“良人”以下的才称“姬”，是不是因为李姬的位份太低所以不记呢？显然也不是，因为景帝十四个儿子的母亲也有称“姬”的，他却都给记下了。
那么，就只能是司马迁故意不写了，这正说明其中有敏感的隐情，司马迁觉得不提为妙。
可是后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过去的，因为读史书的很要紧一条就是，不光要看到写了什么，还要看到没写什么，再琢磨琢磨为啥不写，往往会因此而得到颇有意义的领悟。两位皇子的生母该不该写呢？该写啊，那么该写的不写，这个不写本身是不是也就构成了一条证据呢？留下这么一条蛛丝马迹，会令后人怎么联想呢？那个敏感的隐情，又可能是什么呢？
元狩四年的秋天，在漠北之战之后的各项朝局调整中，陛下刘彻又做出了一项出人意表的任命，那就是任命李敢担任郎中令。
郎中令正是李敢父亲李广生前的职位。这个职位乃是九卿之一，既要负责宫廷警备，又要管理所有郎官，还要随时待命皇帝的顾问应对，不但是不折不扣的天子近臣，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重权在握。按理说，李敢无lùn_gōng劳还是资历，都还不足以上升到这个位置上来，所以这是一项明显的破格提拔。
更令人疑惑的则是，陛下一直以来打击世家权贵，最恨的就是这些世家把持重要位置，甚至搞父死子继那一套。现在李广刚刚去世，空出来的郎中令位置，按说派给谁也不能派给李敢啊，陛下却偏偏让李敢继承这个位置，这明显与他一贯的做法相反。
自然，臣下们的议论和猜测是免不了的，——陛下此举绝对有他的用意，往轻了说，这是对陇西李氏家族的抚慰，往重了说，这就是对陇西李氏家族的扶持。那么陛下为何会一反常态地去扶持一门世家呢？是不是因为这是皇三子和皇四子的外家啊？
此刻的刘彻，当然知道臣子们正在议论纷纷、猜测不断，但他完全不予搭理。自从斥退匈奴使者之后，连日来他的心情不错，而且入秋之后，天气也不再那么炎热，因此这一兴致极高地召集亲贵大臣，以及最近进京谒驾的梁王，齐聚于刚刚于今年建成的昆明池畔。
昆明池位于长安城西南，周围十里，原来是丰水南面的一片洼地，人工开凿之后，引丰水灌注而成湖。这座湖的开凿与命名，都与两年多前张骞组织的那次西南探路有关，——那次探路不是受阻于滇国吗？滇国自恃水军厉害，对汉使出言不逊，绝无归附之意。刘彻如何能容下这个夜郎自大之辈，听说滇国有一座方圆三百里的大湖名曰“昆明池”，于是自去年便开始在长安修建这座人工湖，以备操练水军，也取名为“昆明池”。
当初刘彻即位时，汉兴已六十余载，一方面，府库充实，另一方面，四夷未附。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一代雄主都不会无所作为，何况刘彻岂止是一代雄主？他胸中的格局如果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这三个字对华夏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在夏商周三代，“大一统”的意义还主要是形而上的，而自秦汉开始，“大一统”的含义逐渐引申到政令和制度，最终意味着一个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政治和文化高度统一的庞大帝国。
尽管刘彻这几年来集中精力用兵匈奴，然而除此之外，东越、南越、朝鲜、西域、西南夷，又有哪一样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从巴蜀通向西南夷的道路，尽管穿山开路至为艰难，但在他的力主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修筑了，而昆明池的营造，则更是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在西南用兵了。
既然昆明池是开凿而出的，凿池自然多出了不少泥土，按照刘彻的意思，这些土就堆在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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