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遇到的问题又太复杂。
叹了口气:“难矣!”
长叹一声后道:“草民这些年与乡民长谈,百姓苦矣。佃农最苦。官府虽不征税,但地租极重,所产半者归地主。一户小农,耕地六七亩,所得不过两三亩,一家三口尚能糊口,四口之家就要挨饿。若遇灾荒年景,少不得借债度日,常年背上高利贷。官府虽然不许,但卖儿卖女乃是常事。”
朱敬伦皱起眉头,卖儿卖女的问题他知道,官府管不过来,而且农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为,规避了法律禁令,法律不准买卖人口,但大量的童养媳出现了,他家养不起,放在我家养,给我儿子当媳妇,这官府也要管?
这些童养媳从小给人干活,挨打挨骂,张大了给人当媳妇,说不好听点,跟大户人家过去的下人没什么不同,而且还不好管理,认定这算买卖人口吧,确实很多穷人养不起女儿,给大户人家当童养媳,总好过溺婴,或者遗弃。
“必须减租减息啊!”
朱敬伦叹道,这让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的民心支持,可以让某组织从农村起步,干掉蒋家王朝,这说明老百姓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减少租息啊。
陈芝廷叹道:“谈何容易啊。我见过许多户地主,就是靠吃佃户的租息过活。我问过他们,何不减少租息,他们说,没有租息,他们凭什么要放债?如果不让地主吃租息,老百姓灾年就借不到粮食,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
陈芝廷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这跟陈家没有厉害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宗族,而不是地主,陈家的土地是陈姓人家在种,大多数都是公田,即便也有租出去的,也是租给同族,租息不是用来享乐,租息是也是公产,除了用于祭祀祖宗,还用于学堂和赡养孤寡的善堂。
“你有没有主意?”
朱敬伦问道,陈芝廷显然比他更了解农村,又在乡下蛰伏了十几年,相比考虑过相关的问题。
陈芝廷道:“唯有放公债。灾难官府救济,寻常年间,佃户遇到点小灾小病的,不能让他们借地主的高利贷。官府给他们放低息公债,将来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只是怕财政上吃不消。”
朱敬伦道:“是啊,几亿农民,哪年没个千万人遇到点事。都靠财政,财政得破产。”
但这事不能不做,朱敬伦脑子里飞快的想着,将地主从农村高利贷中排除出去简单,但之所以是高利贷,不是低息贷款,从经济学上看,是以为风险高,一个个一穷二白的佃户,想低息借贷是不可能的,没有银行会做这种生意。所以能控制佃户人身的地主成了大债主,他们能保证收回来。
用公益来做这件事的话,巨大的成本是一个考虑,财政是支持不住的,必须降低每年几千万人可能借债的风险,这需要一笔巨大的低成本资金。
“保险!”
朱敬伦说道,什么样的资金成本最低,当然是保险基金了。难怪后世各国都将福利保险化,没有一个国家说用财政来给全民养老。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牵扯不到养老,因为老百姓的观念是养儿防老,政府不给他们养老,他们恨不到政府头上。现在要关心的是,很多人因病而穷,因灾而穷,是抗风性能力差的问题。
“保险?找何人保险?”
保险陈芝廷并不陌生,社会上早就出现了很多保险公司,比如徐润等大买办都在经营水火保险等业务,最早是洋人办的,现在都是中国资本家在办,很多银行都在办。
让几亿农民找这些保险公司,朱敬伦相信如果政府给特权,有的是人愿意办,但问题是商业保险自身的风险,让政府不敢放心交给他们。一旦他破产,几千万农民受累。所以必须是一个不会破产的保险公司来办。
“不找别人,我们自己办!”
朱敬伦设想的是政府出面来办,政府不会破产,这保险公司也就不会破产,同样也不会去经营风险性的商业投资。
陈芝廷叹道:“可佃户买不起保险啊?”
朱敬伦道:“这都不是问题。佃户才有多少。农民中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没有公田耕种的,只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怕十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用十个农民承担这一两个佃户的保费还是绰绰有余的。况且一旦办了保险,也就不用担心地主灾年不放贷了,减租减息的收益也可以放进保险中。”
朱敬伦已经觉得强令大地主减租减息了,那么减少的租息,除了一部分归还佃户,大部分他都打算放进保险基金中,预防这些佃户在遇到灾荒。
到这里,朱敬伦的乡村政策已经明确了,那就是从吃租息的食利地主身上剥夺资源,再分配到最穷的佃农身上。这对大地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而是他们的奋斗或者他们祖宗的奋斗得来的,比如伍崇曜家族在乡下也有庞大的地产,他们是靠经商得来的财富。现在限制他们财富的增值,这对他们公平吗?
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倡导的私产神圣观念中,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对千千万万穷人来说,谁为他们想过。说白了,这还是少部分人的公平与大部分人的公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敬伦坚决站在大部分人一边考虑问题。
陈芝廷道:“不知这保险都保些什么?”
朱敬伦道:“保的是孤寡没人养老,保的是孤贫看不起病,保的是穷人吃不起饭。”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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