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绝不细究,也不会告知第二个人。另外,整个香港,也不是非只得你一人能作家庭教师,你若是不肯,另聘他人便是。还有,收你作学生这件事,我也只是作个提议。”
楚望抬头看了他一眼。
徐来快步走到图书馆门口,拉开厚重的门,冲威尔逊神父笑说了几句话。随后他回头来说道:“如果你回心转意,可以打这个电话,随时欢迎。”
他快速念了一串电话号码。
见楚望并没有拿笔记录,倒也不太惊讶,只面上带着些许微笑的说:“还有急事,大约今天不能顺路送你回去了,请好好休息。”
他又偏着脑袋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林小姐应该不会拒绝我的提议,因为她是个聪明人。”
说完这句话,他同威尔逊神父道了再见,便快步离去,留下一脸懵比、小小身影无比落寞的坐在宽桌旁发呆的楚望。直到身材高大的威尔逊神父将门缝里的光尽数挡住,并无比委婉的咳嗽了两声,她这才无比抱歉的拍拍屁股起身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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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谦的提议确实十分诱人。至于为何自己会迟疑,大约也是对这个时代无知的恐惧。
一则不了徐少谦人品如何,就贸然去别人家中,即使真的如他所说:是徐太太提出的招聘。但是真正有什么情况,徐太太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也没法帮她什么吧?
二则,对于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去别人家中作家教,会对名声有多少影响?
在这些都不清楚的前提下,她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倾诉,并得到其建议的长辈或是朋友。若是能得一位值得尊敬,悉知这个时代,并了解她处境的前辈友人提点一二,她也不至于这么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了。
那二十块钱,如遣散兼同情费一般,非常爽快的打到了索米尔先生的账户上。她望着自己六十五块钱的积蓄发起了愁:也许别人徐教授,只是一位同情并赏识她的伯乐而已,自己却因胆怯怀疑起别人的好意来?
不过很快她就没有时间考虑自己这点小事。五卅事件余波未平,北平的三一八惨案事件再度震惊全国。大姑妈在十九日早餐桌上拿着报纸为死难者们啧啧惋惜,并庆幸斯应与林俞极为审时度势,将工作重心转到上海,巧妙的避过了这次风波。
这使得楚望想起了中学课本上那本《纪念刘和珍君》。国民教育并没有使得她理解“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到底指什么,提起“三一八”时,却总让人觉得是在借古讽今。
这次镇压更为明目张胆,这场起|义死难者更为众。她不由得想:到底被扼杀了声音的兄弟阋墙更值得被外族悲悯一些,还是势力绝对悬殊的外御其辱的时代更为黑暗一些?
不论如何,在这个女性权益与地位得不到足够保护,信息却事先发达起来的时代,人言比后世更为可畏。在这个主权丧失、领土割据、军阀混战,法制本就不够完善(中国领土里的白人只受自己国家法制治理,而殖民地的国人却享受不到外国法制一丁点好处)的时代里,她可不敢指望英国人“先进”的法制能对自己有多大庇佑,所以万事还是小心些为上。
她心中有颇多疑惑。比如:执政府不过是个傀儡,半个北京城都是姓冯的,城外还有军力三倍于段祺瑞的奉军。为何开枪打死学生的,却偏偏是执政府?
楚望十分想找个了解事实、眼界开阔的友人聊聊,而如今她的倾诉对象除了索米尔先生与阮太太外,只有一个谢弥雅。
索米尔先生认为:“任何牵涉到两者以上的关系,都应是客观的。一切纠纷,绝不会只一方有错。”
索米尔先生说得十分客观且公允,楚望似懂非懂:就似殷商时期,大多诸侯都极为暴虐,史籍却将种种错处归咎于纣王一人。所以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花姑娘啊。
阮太太却说:“我和我先生吵架,反正我不会出错。女人没有错处。”
楚望和索米尔先生则笑着摇摇头:阮先生大约是个软耳根子,阮太太实在是个十分现代的女性。
在青鸟咖啡馆吃蛋糕时,谢弥雅却剑走偏锋的问道:“上海广州如今不是更富有了么,《辛丑合约》真的是不平等条约么?”
楚望默默的叹了口气。某种程度上来说,谢弥雅真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殖民地女子,一个纯粹的非中国人。
另一个纯粹的古典的中国女性林允焉,如今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一血前耻,风光绝非往日可比。她对于这次事件的评价完全出于附庸大姑妈:“爹爹和斯叔叔,当然是极为会审时度势的。”
薛真真没忍住笑了:“要想审时度势,林二小姐先保证英文成绩及格罢,不然哪日香港英文早报都要读不懂了。”
乔太太则先浇灭薛真真的气焰:“女子不当议论时政。”
又破天荒的夸奖了一下楚望:“真真与允焉,最近见面就吵是怎么回事?哪里有一点大户人家小姐的样?好好学学别人三丫头罢。”
这时便又想起了什么要紧事,无比遗憾的告知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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