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就离开家当兵去了。
当时他才十五岁,所在的部队后来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父亲这个人沉默寡言,平时话不多,也不怎么喜欢随军打仗。只是那世道,不当兵也没别的去处,正好赶上八路军在家门口招兵,我父亲也就随大溜儿,扛起了枪杆子了。
他当了八年兵,后来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混了个连长。
其间回家成了个亲,之后就开始了辽沈战役。他在一次掩护撤退的时候,被流弹炸瞎了一只眼睛。因为他这次掩护全团撤退有功,就被组织上授予了二等军功章,之后又安排到天津警备区做文职工作,当时天津警备区隶属于北京军区。
而我呢,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就出生了,是母亲一手把我带大的,三岁之前连个名字都没有,因为我母亲不识字,父亲又不在家,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小豆子。
等到我父亲回到家,听了之后,还觉得这个名起得好,就笑着说:“三斗小豆子,强得过菜叶子。不如大名就叫张三斗吧。”
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年代,正是建国之后,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祖国的时代。经过**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我高中还没毕业,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就开始了。
老三届,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代名词。我当时插队的地方是在新疆的库尔勒,那地方种了很多沙枣花,当时有首歌叫《送我一束沙枣花》,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动人的旋律我现在想起来还感觉热血澎湃的。
我们这一批支边的青年都被安排到农二师三十五团,团里给我们安排的任务是看管武器库。
当时一个团的知青,被分为十二个组,我们这个组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天津的,其余的人都是上海过来的。
我一个北方人,每天听着他们满口的“阿拉,侬好”别提多别扭了。本来我是打算去陕西,可后来一想,既然是广阔天地炼红心,那就应该走的远些,才能有所作为。
上山下乡的日子,十分无聊。每天除了值班,就是干活。就这么着,我在这千里的戈壁滩上,一呆就是五年。后来因为表现得还可以,也算的上是团里的积极分子。就争取到了一个到工农兵大学学习的名额。
当时全国上下,还没有几个人能到大学去学习。因为那个年代,高考已经停了,那些渴望上学的同志,只能通过群众的举荐,或者领导的安排才能入学学习。
学习期满之后,就要被安排到各个工厂工作。后来这种模式开放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也争相模仿起来。用**的话说,就是把知识用到生产劳动中去。
我当时在大学里学的都是些重型机器制造,而且里面的所有学科都跟工厂挂钩,文化课基本没有。当时根据规定学习两年,两年之后会被安排到厂里上班,充当新鲜血液。
我对那些个工厂什么的,实在没有兴趣,就求我老爹托人,给我安排个别的工作。我父亲在军区的文工团当领导,所以跟当地一些文艺单位的同志们都很熟悉,比如说文化馆啊,报社啊,等等。
我父亲见执拗不过我,就拖人在天津市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给我找了份工作。由于我没有学历,一开始就进入到了考古队的勘探组实习。
考古队八个工作组,就我所在的这个组,最没有技术含量。
说白了就是考古技工,人家专家学者让你挖哪你就挖哪,让你钻哪你就钻哪,只是单纯的体力劳动。
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十八块钱。但怎么说也比工厂好多了,不用每天跟哪些大机器打交道。
当时我所在的考古队里,有位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姓杨,大家都管他叫杨教授。杨教授这个人之前,是北大历史系的本科生,是我们考古队最早一批的班子成员,专门负责一些古文字方面的研究。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我家传的那本前朝的医书。
于是就想着让这个杨教授帮我看看。我家的这本书,我找许多人都看过,可却没有人能说个明白。我父亲在一些大学和当地的文化馆里都有朋友,我也找那些老师学者们看过,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道道儿。
考古队的工作还算比较清闲,所以我没事就把那书拿出来研究。我们这的资料库也比较齐全,可是至今我还没发现一点线索。
后来有一天我在单位的食堂吃饭,恰巧碰见了杨教授,就跟他说起了我家传的那本古书。拿给他看了看。杨教授是广东人,说着蹩脚的普通话,他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道:“呢本系医书丫,你屋企嘅祖上做啲咩?
我竖起了耳朵,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听明白他说的话,我回答他说:“我太姥爷是大清朝宫里太医的儿子,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这前半部分的确是本医书,可这书的后半部,却又记载着一些奇怪的文字。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您帮我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文字。”
杨教授喝了口鸡蛋汤,把书翻到了后面。
他瞪大了双眼,仔细地看着。杨教授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的脸此刻差不多都快贴到书上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这上面写的东西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杨教授皱了皱眉头,表情凝重,合上了那本书,就淡淡地冲着我说道:“小张呀,呢本书我先攞去睇下,过几日重你。”
他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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