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何其业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更惨,在国外聚会,怀旧,思乡,说起许多往日的荒唐与不堪,可是一唱歌,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唱的时候满心激越,满心怅惘,唱完一想,又觉得特滑稽。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就只唱这些东西呀。
卫老师说,你们在唱的时候,已经将音乐的能指和所指分裂了,借别人的杯酒,浇自己块垒而已。这既有正方的例子,也有反方的例子。记得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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