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看见他手里拿着斧子站在帐篷门口。帐篷前堆了他砍下来的一大堆小烨树。帕姆菲尔还没把树干上的细枝砍掉。有的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枝权c进湿土里。有的已经被他拖到旁边,像起来。树干压着颤悠悠的有弹性的枝叶,没碰着地,互相也不挨着。它们仿佛用双手抵挡砍他们的帕姆菲尔,整堆绿枝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去路。
“为贵客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太低了,不适合让妻子和孩子住。我想再支几根桩子,就砍了几根树干。”
“帕姆菲尔,你以为他们会让你的家庭住进帐篷里,那你就想错了。怎么能让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住在军营里呢。他们会安排在树林边上的大车里。有空的时候去同他们聚会,帮他们干点什么。未必会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可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听说你一天比一天瘦,不吃饭,木喝水,不睡觉?可气色还不错嘛。只是长了一脸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强壮的汉子,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一脸大胡子,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长了两个额头。额骨宽厚,像一只环或箍箍在太阳x上。这使帕姆菲尔显得凶狠,仿佛永远斜着眼睛。
革命初期,人们担心它会像一九o五年革命那样,也是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现象,深入不到底层,不能在他们当中扎根,便向人民竭尽全力宣传革命性,把他们搅得惊恐不安,怒气冲天。
在革命初期的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身价百倍。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名声。游击队的首领和党的领袖们都很看重他。尤里·安德烈耶维苛觉得这个y沉、孤僻的大力土是个不完全正常的怪物,因为他毫无心肝,单调乏味,缺乏吸引他和他所感到亲近的一切。
“咱们上帐篷里坐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是个狗d。咱们坐在树干堆上聊吧。”
他们坐在晃来晃去的烨树干上了。
“都说故事一讲就完,可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而我的故事一下子讲不完。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就试试吧。我跟女人一块过日子。我们都年轻。她管家,我下地干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送上前线。是啊,上了前线。那次战争我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你见过,军医同志。革命了。我恍然大悟。士兵睁开了眼睛。敌人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士兵,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家!等等。这你都知道,军医同志。等等。内战打起来了。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说不完。现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这会儿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国前城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兵团。难道我不明白?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很不好,糟透了。他那个畜生想干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朝咱们扑过来。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在我身边。万一他胜了,来了,他们往哪儿跑?他哪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跟我的事儿一点不沾边?他可不这么看。他会为了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拷打她,为了我的缘故折磨孩子,把他们的骨头折断。你还能睡觉吃饭?就算人是铁铸的吧,也不能不心烦呀。”
“帕姆菲尔,你可真是个怪人。我无法理解你。多少年不跟他们在一起也过来了,没有他们一点消息,也没难过过。现在一两天就要见着他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该死的白军杂种要打败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我反正要进棺材了。看来那是我该去的地方。可我不能把亲人也带到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g的魔爪。他会把他们的血一滴滴放光。”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听说你见过鬼。”
“得啦,大夫。我没都告诉你。没告诉你主要的。那你就听听全部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都亲口告诉你。
“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克伦斯基还当政呢。我们叛乱过。事情发生在火车站。派来一个鼓动家,是个毛孩子,他用嘴皮子动员我们进攻,让我们战斗到最后胜利。来了个士官生,劝我们党制。那么个层头。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消防水桶,消防水桶就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从那儿号召大家参加战斗,可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水里,脚踩空了。哎呀,笑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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