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爆发了。希尔达和康妮又匆匆回家——她们在五月已经回家一次，那时是为了母亲的丧事。她们的两个德国情人，在一九一四年圣诞节都死了，姊妹俩恋恋地痛哭了一场，但是心里却把他们忘掉了，他们再也不存在了。
她们都住在新根d她们父亲的——其实是她们母亲的家里。她们和那些拥护“自由”，穿法兰绒裤和法兰绒开领衬衣的剑桥大
学学生们往来。这些学生是一种上流的感情的无政府主义者，说起话来，声音又低又浊，仪态力求讲究。希尔达突然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人结了婚。她是这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者前辈，家财富有，而且在政府里有个好差事，他也写点哲学上的文章。她和他住在威士明斯泰的一所小屋里，来往的是政府人物，他们虽不是了不起的人，却是——或希望是——国中有权威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或者装做知道。
康妮得了个战时轻易的工作，和那些嘲笑一切的，穿法兰绒裤的剑桥学生常在一块。她的朋友是克利福·查太莱，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他原在德国被恩研究煤矿技术，那时他刚从德国匆匆赶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大学待过两年，现在，他是个堂堂的陆军中尉，穿上了军服，更可以目空一切了。
在社会地位上看来，克利福·查太莱是比康妮高的，康妮是属于小康的知识阶级；但他却是个贵族。虽不是大贵族，但总是贵族。他的父亲是个男爵，母亲是个子爵的女儿。
克利福虽比康妮出身高贵，更其上流，但却没有她磊落大方。在地主贵族的狭小的上流社会里，他便觉得安适，但在其他的中产阶级、民众和外国人所组合的大社会里，他却觉得怯懦不安了。说实话，他对于中下层阶级的大众和与自己不同阶级的外国人，是有点惧怕的。他自己觉得麻木了似的毫无保障；其实他有着所有优先权的保障。这是可怪的，但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稀有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一个雍容自在的少女康士丹斯·勒德使他颠倒了。她在那复杂浑沌的社会上，比他自然得多了。
然而，他却是个叛徒，甚至反叛他自己的阶级。也许反叛这字用得过火了，太过火了。他只是跟着普通一般青年的愤恨潮流，反对旧习惯，反对任何权势罢了。父辈的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的顽固的父亲，尤其可笑。一切政府都是可笑的，投机主义的英国政府，特别可笑，车队是可笑的，尤其是那些老而不死的将军们，至于那红脸的吉治纳将军2更是可笑之至了。甚至战争也是可笑的，虽然战争要杀不少人。
……
2吉治纳k（iter）一九一四一一六年英国陆军部长。
总之，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可笑，一切有权威的东西，无论军队、政府或可笑到绝点。自命有统治能力的统治阶级，也可笑。佐佛来男爵，克利福的父亲，尤其可笑。砍伐着他园里的树木，调拨着他煤矿场里的矿工，和败草一般地送到战场上去，他自己便安然在后方，高喊救国，可是他却人不敷出地为国花钱。
当克利福的姊妹爱玛·查太莱小姐从米德兰到伦敦去做看护工作的时候，她暗地里嘲笑着佐佛来男爵和他的刚愎的爱国主义。至于他的长于哈白呢，却公然大笑，虽然砍给战壕里用的树木是他自己的。但是克利福只是有点不安的微笑。一切都可笑，那是真的；但这可笑若挨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其他阶级的人们，如康妮，是郑重其事的；他们是有所信仰的。
他们对于军队，对于征兵的恐吓，对于儿童们的糖与糖果的缺乏，是颇郑重其事的。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当局的罪过。但是克利福却不关心，在他看来，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而不是因为糖果或军队问题。
当局者自己也觉得可笑，却有点可笑地行动着，一时紊乱得一塌糊涂。直至前方战事严重起来，路易·佐治出来救了国内的局面，这是超乎可笑的，于是目空一切的青年们不再嘲笑了。
一九—六年，克利福的哥哥哈白阵亡了。因此克利福成了唯一的继承人。甚至这个也使他害怕起来。他早就深知生在这查太莱世家的勒格贝，作佐佛来男爵儿子，是多么重要的，他决不能逃避他的命运。可是他知道在这的外面世界的人看来，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是勒格贝世代老家的负责人，这可不是骇人的事？这可不是显赫而同时也许是十分荒唐的事？
佐佛来男爵却不以为有什么荒唐的地方。他脸色苍白地、紧张地固执着要救他的祖国和他的地位，不管在位的是路易·佐治或任何人。他拥护英国和路易。佐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国和圣佐治一样；他永不明白那儿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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