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瞄上张学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变后，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平之华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再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张挞伐，特别马君武于“九？一八”后所作、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感进近作：哀沈阳》一诗，更加深了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满：
“赵四fēng_liú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家，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在这种情况下，代蒋受过的张学良成了生活荒唐的弃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电呈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而王亚樵秉性刚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内战逞凶、外战畏敌的中国将领。当马占山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之时，王曾出面负责筹募支援经费；“一？二八”事变后，19路军奋起抗日，王也宣布成立湘沪抗日义勇军。集合3千人马，开赴太仓前线，配合19路军作战。后王统率救国决死军，派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轰炸“出云”号日本旗舰。对日寇深恶痛绝的王亚樵当时并不知张学良代蒋受过的内幕，因而把东北、热河丢失的罪责归到了张学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战而退。
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海上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但张学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出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尽人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挽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
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其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于是，在宋子文、吴铁城、杜月笙等人的规劝下，张学良下定决心，趁此机会，首先戒毒，然后立即出洋考察、休养，并将此事呈报蒋介石。张学良戒毒之心由来已久。热河之战后期，内外艰难的处境使他无烟几乎无以生活。身心枯槁憔悴，不但严重影响了他引兵征战，而且留给外界一个活脱脱东亚病夫的模样。联想到他的不抵抗政策，国人无不对他厌恶顿增。他毕竟才30岁出头，国难家仇待他去雪，痛苦委屈他要去消。他要戒毒，从头再来。不久，张学良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为其请得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名医米勒替张戒毒。
戒毒生活开始后，痛苦折磨得张学良脱了形。几次烟瘾发作时，张学良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有几次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准备略作退让，延长戒毒期。但张学良狠下了心，他似乎把这几年来的痛苦、屈辱、仇恨都归结在毒瘾之上，发了誓要一次戒成。每次毒瘾将犯时，他便让副官长谭海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并当着众人的面把铮亮的手枪“啪”地拍在身边桌上，吼道：“难受时谁要是帮忙，到时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打死谁活该。”
男儿之耻莫过怯懦、屈辱，莫过杀父之仇不能报。张学良身为男儿，又是东北3000万父老的父母官，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征服了难以想象的苦痛。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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