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
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
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
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
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
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
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
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
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
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
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
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
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
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
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
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
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
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
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
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
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
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
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
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
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
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
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
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
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我,问我签还是不
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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