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苏东坡附欧阳修,王安石更不喜。而且欧阳修也被赵顼定性为濮仪之争的罪盔祸首。
第三件便是苏东坡这个贩苏木入川。
王安石其实还给了苏东坡面子,这件事的真相是苏东坡不但贩了药材苏木,还借用官船贩了私盐。
直到李定案发生后,许多人都看不惯苏东坡在李定案中扮演的角色,包括司马光也说了一句。苏轼非佳士,谢思温更不喜苏东坡的上窜下跳,才将真相彻底揭开。
但后面还有一个真相,因为苏东坡不善经营,这次贩运虽然借用官船,居然还亏了本。欠了一屁股债务……
然而在这两个真相的后面,则是王安石不大喜欢此时上窜下跳的苏东坡。直到苏东坡到了黄州,思想成熟了,王安石才与苏东坡惺惺相惜。
可也说明了一件事,王安石排斥官员行商。
尽管王巨这个钱实际多回馈给了国家。顶多说他手中有了一些钱,能够灵活机动的做事,比如这次对付匠户,当真没有花钱?那些陈粟与木炭花钱不多,不过那片宅子呢?
那个宅子就花了四万多贯钱,王巨提前让李家他们垫付出来,随后用分红的钱偿还了。若是没有这个经商,王巨如何以邪克邪。将此次风波化解?
不过官员行商本身就意味着严重的不公平,所以王安石不喜。
然而在这时代,赵匡义明诏都没有杜止。就不要说王安石了。
王巨为了避嫌,没有参与,全权交给赵度负责,不过赵度是按照王巨意思去处理的。首先与木棉司销售模式不同,并没有让内库与官府参与,而是利用这些年竹纸的模式与人脉关系。分片交给各个商贾销售。
其次是定价,按照五等。每斤一百五十文钱、一百文钱、六十文钱、四十钱、二十文钱。
最上面那层洁白无瑕的是一等,稍白是二等。浅黄的是三等,深黄的是四等,褐色的是五等。
这时候生产成本大,五等的盈利不多了,一等的虽盈利,不过产量很小,赚的就是二三四等的蔗糖利润。当然,它还是属于暴利行业。
并且这个价格也比较合理。
有两样可以对比,第一是盐价,宋朝现在各个地区平均盐价一斤能达到近四十文钱,难道蔗糖不比盐金贵吗?
第二条是糖霜,最好的糖霜一斤能达到一贯钱以上,难道上好蔗糖不及糖霜?就算不及吧,那么冰糖呢?
这也是王巨意思,过份暴利必然销路小,今年产量不会很大,但到了明后年,随着盈利,广南种植面积增加,也会在四川置作坊生产,那么产量会渐渐提上来,所以王巨还没有开始,已经将眼光放到海外,若是可能,为什么不能反馈到天竺、大食,甚至遥远的欧洲?
因为这个价格定得比较合理,因此这一年蔗糖是供不应求,赵度只负责了种植收购甘蔗,生产蔗糖,连运输皆是各个商贾的事务了,这些商贾也不傻,也知道先机,于是没有多久,京城就出现了蔗糖。
但这个不是王巨关注的。
王巨关注的乃是最终销售价格,前面一批蔗糖到了京城,后面王巨就亲眼过去看了一下价格。
最好的不是一百五十文,当然也不可能是一百五十文,商税与运输成本、人工成本得计算进去的,然而这个价格依然让王巨无语,是五百文,能略还一点价下去,那也是四百多文,最差的那个甜味很淡的褐色蔗糖都卖到了七八十文。
“真黑心啦。”王巨摇摇头走了。
不过这给了王安石木棉司一份大义。
当初王安石将木棉销售收为国有,许多人也反对的,说是与民争利,现在看一看,与什么民争利,只不过与一群心黑得不能再黑的商人争利!
可王巨仍我很反对。
这种暴利是寄托在物以稀为贵上的,一旦蔗糖产量跟上去,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暴利了。
不是不能收为国有,后世那么多的国有企业,难道得全部私有化吗?
但这得有一个前提,高效廉洁。
试问现在的宋朝能做到这一条么?别的不说,就说茶叶,这得产生多大的利润,结果呢,宋仁宗时最低一年纯收入只有几十万贯,逼得许多大臣不得不提出通商法,朝廷不管了,交给商人茶农自负盈亏去,国家只得商税。
还有盐与酒,这个收益不错,然而在账面上只是毛收入,也没有计算各个官吏的成本,如果将它们计算进去,最后又有多少收益?
而且茶盐酒是买扑买钞制,销售这块朝廷很少插手,王安石却直接插手了销售这一块,无形的成本会更高。以宋朝的各种冗,从种植到生产再到运输销售,得产生多少浪费,又有多少人会从中贪墨,并且会造成增加多少官员与胥吏?
其次现在的宋朝适用公有制产业么?
还有,若是按照王巨去年的做法,其利润是商人与朝廷均摊的,那么朝廷就有大义用榷法将棉花管理起来。以后会有私商情况,但不会产生严重的混乱。现在朝廷一起领手了,又是暴利,又是“与民争利”,会产生多少私商,会产生多少纠纷?
其实就是去年的价格,也是商贾推动上去的。
于是马上就看到了效果,蔗糖来到京城,棉花也来到京城,起初一床棉被售价是十五贯,与去年的价格相比,确实很公道,不过随着棉花源源不断而来,又有一些商贾造谣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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