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便是铜与铁。
特别是铜,宋太宗时官府给的官价是每斤一百二十文,这时达到一百五十文,到了元佑时是两百文,北宋末年是两百五十文。
其实北宋时铜产量也一直在激增着,但一直缺乏铜。主要原因就是铸钱,钱币外流严重,加上本身庞大的经济,导致铜币不足。其二便是虽然赤贫户在增加,可也有许多百姓收入同样在增加,需要各种器皿,包括铜器。然而因为官府禁止百姓买卖铜,于是导致铜器高昂不下。一些胆大的百姓销铜币制器,往往十两铜铸器后能售得一贯价钱。
宋制是十六两制度,十两只有三百几十克,一个铜钱重达三到五克,不过里面含着不少的铅或锡,大约销一个铜钱能得一克多铜,也就是销掉近三百个铜钱,治器后便可以换得一贯钱。一贯钱是七百多文,整整是一倍多的利差。
不过这是毛利,还有手工的成本……
但就包括手工成本,毛利也是十分惊人的,所以朝廷屡禁不止。
另外一个原因,便是许多百姓将铜钱收藏在家中,不能产生流通。
于是铜产量激增,包括使用了火药开采技术,这个铜价还没有降下来。倒是铁价格渐渐稳定了,不然铁价也在缓慢上升中。
因此宋朝一直缺铜。
船队这次就带回来大半船铜锭,不是捐给朝廷,而是海外移民所得的薪酬与收入,然后用铜计算,由船队带回,再用官价交给各市舶司所在的邮驿,这是官价,实际民间价格不止的。特别是王安石放开了铜民间禁买卖后,铜价每斤是在两百五十文以上,有些地区能高达三百多文。原因很简单,销币为器,得先将币重新提炼,再铸器,现在得到了铜,等于省了一道繁琐的手续。因此比铜币还要贵……
总之,这是一种畸形的货币政策。
另外再由邮驿折价,以铜币或布帛形式交给移民在内陆各地亲人手中,邮驿又得到了一大笔手续费。大半船铜锭,近八十万宋斤,等于变相地又替朝廷带来了十几万贯收入。不过这昂贵的“邮费”,让王巨越来越肉痛……
然而站在朝廷角度看,这些都是良心海商哪,朝廷好意思掣肘么?
但就是这次“寄款回国”,导致更多的百姓盲目地向南方流动。
数量太多了,朝廷便过问了一下,也只是过问一下,好处太多了,虽然有些人认为王巨这么干不对,但他们也不知道当不当反对。
王巨便答道,男女老少合在一起,计达十九万五千余人。实际上呢,是近三十万百姓。而且王巨又派人泉州那有急需要各色佃农工匠,待遇高,用此动援他们涌向泉州。
海外人口需要量太大了,仅靠泉州附近数州军的贫困户,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将所有赤贫户抽走了,各个大地主大和尚们怨气会更大,当这个怨气累积到一定地步,即便王巨恩威并用也不行了,所以也要做一些退让。因此王巨便派人煽动这些百姓一起涌过来,涌得多了,问题也多了,即便迁走,大家反而举手赞成了。
不过朝堂上不是没有聪明人,所以这时,王巨明知道不大好,也只好闷声发大财了。朝堂上的事,由着这些大佬们勾心斗角吧。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到说话算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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