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等下降同时还对两税也会产生影响。至少会造成五百万(束石匹两贯)以上的损失。
好了,简单地算一下,两千多万就没有了。
无疑,百姓会因此而松了一口气。
然而国家需要支出的。这边放了,那边就紧了。如果银行司的收入跟不上去,那么只好认真的执行齐商税,如果真的认真执行这个齐商税,等着闹吧。
“张公。请用茶,”王巨将琼娘沏过来的茶递给张方平。
张方平呷了一口茶,又道:“子安,齐商税可以,但切莫太认真。”
王巨对张方平是用尽量避的态度,不过王巨也想错了一点,那就是张方平与司马光富弼他们关系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庆历新政时,张方平同样是一个独行侠。
因此这次富弼之死与富弼那封信闹得这么大,张方平呆在应天府吭都没有吭一声。
王巨说道:“张公。你认为我有能力太认真吗?”
“请详说。”
“我先说前段时间那些乡绅,以我之意,最好将其一半人斩杀,以惩戒天下高利贷恶商,然而最后呢,如果不是梁焘利用富公那封信将我逼到极致,甚至这些人我打算一个不杀,以至黄中丞都对我有了意见。”
“你是说到时候会震慑一下,尽量的齐商税?然而也不妥啊,仅是震慑。还是征不到商税。如果是认真的”张方平没有说下去了,王巨懂的。
想靠震慑,不管用,但认真地执行。等着闹吧。
这也说明张方平是有备而来,说不定他在家为此琢磨了许久。
“是啊,所以看上去很难,包括介甫公,他都敢执行方田均税法,也不敢碰商税。”
“你知道就好。”
“但也无妨。”
“哦。说来听听。”张方平好奇了。
他可不相信王巨能解决这个难题。
“张公,为何我在诏令里写着紫钞?我将行商的对象甄别一下,各州县的中小商人,他们是如今征商税的主要对象,各州县的大商大贾,这些商贾在本州县内,无人敢征,但去了外州外路,有点不大好说,真正的权贵外戚与士大夫,那是在全国之内,没有任何场务敢向他们征税的。中小商人问题不大,各州县的大商大贾也勿用害怕,为什么他们敢冠冕堂皇的逃税,主要是逃税的人多了。因此最主要的就是权贵外戚士大夫!”
“王子安,这也是最麻烦的。”
“嗯,张公,我说一件事,你是景佑元年录取的进士,那时候的物价与现在的物价相比如何?那时宋朝的经济人口与现在相比如何?但为何商税一直停滞不前?若稍稍加重,各小商贩立即怨声载道?实际原因简单,也就是逃税的人越来越多了,虽然商贸交易数量在增加着,甚至与景佑年间相比,翻了两倍,然而略一增加商税,只能增于中小商贩身上。这个趋势好吗?”
张方平无语。
只要王巨不胡乱敛财,又能讲出一个道理,他也不会蒙蔽良心说不妥的。
“但这个外戚权贵(不一定是高曹二家,包括驸马郡马以及宫中贵妃嫔的娘家,还有一些功勋后代)与士大夫却是最大的麻烦,故此我授意紫钞,税赋减半。与士大夫相比,他们不在乎名声,反正我朝对外戚限制得比较严格,不可能位居高官了,况且同样的一件瓷器,若是平民百姓,胥吏可以定价为一贯钱,然而是权贵外戚的,说不定只能定价六七百文钱。不过就是这个一半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的税赋,他们也未必想交。然而这个不要紧,如果我暗中让人放出风声,让其他商贾交纳一些钱帛,挂于他们的名下,那会是如何?”
张方平眼睛一亮。
他会意王巨意思了,如果有人出钱帛挂于他们名下,那么他们等于还是免税,或者仅交少量税赋,那肯定不会太反对了。
至于朝廷的商税,也没有损失,能与这些贵主们走到一起的,若是在以前,那个场务敢征税?
至于这些人心中会不会有怨气,那不用太在乎的,况且现在给了他们一条同样轻税的路子。那么只要交了,那怕就是一半或三分之一,也比以前什么都不征强哪。
外戚权贵这一节难度渡过去了。
“再如士大夫,表面上看士大夫好名声,不碰利字,更不会将这个把柄留给朝廷,因此必然反对,实际不然。我同样打一个比喻,就象富公,他有兄弟六人,聚居者三人,富公三子,富鼎三子,富奭三子,大半以恩荫为官。重点培养者可以不碰这个腥气,非重点培养者,即便将自己印章盖在证明上又有何妨?”
其实史上富家在富弼活着的时候最是盛隆,但富弼一死,加上富弼为了修那个奢侈的庄园,将家中的钱帛几乎消耗一空,于是整个家族都开始走下坡路了。以至富弼的夫人晏氏看到家族中有急难者立即出其所有济之,后来新党上位,富家就越地走下坡路了。因此富鼎之子富绍荣对新法熟究而力行之,富弼之孙富绍庭次子富直柔攀附辛道宗兄弟以进,被他人与家族里的人讥为两人不类父风,攀援以进,搜刮羡余。然而富家的后人当中最有出息的就是这两人。其实没有办法,如果不“攀附”新党,在新党打压下,失去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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