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雷巴尔科见我的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转身吩咐身边的参谋:“给炮兵军打电话,命令他们停止即将进行的炮击。同时再通知潘菲洛夫将军,让他派人去联络德国人,说我们的高级指挥员要和冯.奈因多尔进行谈判。”
雷巴尔科在下达完一系列的命令后,转身望着我,试探地问:“丽达,你真的考虑好了,不用别人替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吗?”
我心里明白雷巴尔科一再提起此事,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我的安全担心,怕我遭到德军的扣押或者杀害;第二,则是认为德军在这种时候,根本不会和我们进行谈判,更不用说投降了。
考虑到自己不懂德语,以前经常给我当翻译的格瑞特卡又牺牲了,要去城里和冯.奈因多尔进行谈判,势必要找个合适的翻译,于是我便问雷巴尔科:“将军同志,你的手下有懂德语的吗?”
“有的,”雷巴尔科说完这句话以后,便冲着旁边喊了一句:“上尉,到我这里来。”
随着他的喊声,一名身材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上尉跑到了我们面前。他用眼睛快速地瞥了我一眼后,望着雷巴尔科问道:“司令员同志,请问您有什么指示?”
雷巴尔科朝我努了努嘴,说道:“方面军副司令员同志要到塔尔诺波尔去和德军指挥官谈判,你就跟着她去做翻译。”
上尉面带着笑容,语气轻松地问雷巴尔科:“司令员同志,既然我要陪方面军副司令员去敌人的巢穴,请允许我带冲锋枪和手榴弹去。”
“用不着,”雷巴尔科冲他摆了摆手,说道:“就算不带任何武器,德国人也不敢动你们一根毫毛。你的任务就是为方面军副司令员做好翻译工作,并尽可能地确保她的生命安全,明白吗?”
“明白了,”上尉昂首挺胸地回答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过了半个小时,潘菲洛夫从前沿打回电报,报告说:“司令员同志,德军已派出了一名中尉军官,开车停在了距离我军阵地一百米的地方,等待进城和他们谈判的指挥员。”
“我明白了,潘菲洛夫将军,谢谢你。我们很快就到!”雷巴尔科放下电话后,表情凝重地对我说:“丽达,一名德军军官就待在我军的前沿,等着接您进城。”
“好的,我这就去。”我说着便站起身,准备朝外走。但是雷巴尔科却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臂,担忧地问:“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雷巴尔科将军。”虽然我不知道这场谈判的最后结果如何,但却猜到自己此行绝对没什么生命危险,便冲着站在旁边的上尉一摆头,“走吧,上尉同志,我们该出发了。”
我们两人乘坐的吉普车,越过了我军的防线,来到了等在前沿的德军军官面前。那名中尉军官看到有辆吉普车开到他的面前停下,犹豫了片刻,便离开了他身后的敞篷汽车,来到了我们的车前。
看到我下车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惊讶表情,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抬手向我敬礼后,用字正腔圆的俄语礼貌地说:“您好,将军阁下,我是奉塔尔诺波尔要塞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您去司令部的。”说着,他把身体微微一侧,做了个请的姿势,“车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请上车吧!”
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在和德军军官汇合后,会在车上插着白旗进入城市。虽然这只是进入敌方防区的权宜之计,但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别捏。如今德军军官让我们乘坐他的车,这样我们在进入德军防区时,就不用打白旗。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所以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德军中尉等我和翻译上车后,立即启动了汽车,在原地调头后,沿着公路朝捷尔诺波尔驶去。我本来想和他交谈几句的,结果看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道路,全神贯注的开车,便没打扰他,而是向四处张望着。
我们所乘坐的汽车,从德军的防线中穿过。在车上,我就能看到很多我在前沿指挥部里看不到的情形,那些看似空无一人的战壕里,其实还坐着不少的德国兵。看到我们的车从战壕旁开过时,德国兵纷纷地站起身,望着坐在车里的我,用手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我们的车进入城市,驶过了几条街道后,在一栋高大的建筑物前停下。车刚听完,就有几名站在门口的德军军官,沿着高高的台阶走下来迎接我们。上尉推开车门先下了床,然后将他的座位放倒,以便我能顺利地从前面下车。
下来的几名德军官,看到我以后,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现。一名少校走到我的面前,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板着脸面无表情地用俄语问我:“您就是俄国人派来谈判的人吗?”
“没错,少校先生。”见他既然听得懂俄语,我也就没让上尉为我做翻译,而是不客气地说:“我就是来和你们谈判的人,不知道你们的要塞司令冯.奈因多尔将军在什么地方?”
少校听完我的回答后,把身子一侧,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接着说道:“将军阁下,是冯.奈因多尔将军的副官,我们的司令官在二楼的办公室里等着您,请跟我来吧!”
在副官的引导下,我和上尉跟着他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进屋一看,在长长的会议桌四周,坐满了德军的校级军官。见到我进门,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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