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末期,地主用“田骨”和“田皮”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在一般情况下,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田皮”上,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
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也跟着大受损失,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
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让刘承胤、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就食”,也就是自己想办法。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强取豪夺,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老百姓对官府不满,士绅地主也对官府不满,各地盗贼丛生,土匪横行,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大明官府在百姓中已经失去了民心,而王夫之等举子来告状,就是这个原因。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清军即将南下的时候,湖南官府却失去了百姓和士绅的支持,未战已呈败象……
在湖北方面,情况要稍微好一点。
堵胤锡手下的兵马不多,百姓的负担虽重,还勉强能够承受。
忠贞营则把荆州府和承天府看成自己的地盘,不愿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就没有过度征敛,在堵胤锡的接济下硬抗……但这也造成部队长期欠饷,粮食物资严重匮乏,军心和战斗力都在下降,忠贞营虽然都是农民军出身,比较团结,也出现了溜号和开小差的现象。
总的来说,湖广内部矛盾重重,外部没有支援,军队的实力不足,缺乏粮饷物资,百姓的支持度也很低,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
在朝廷里和汪克凡的身边,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人,都认为湖广之战有败无胜,比如张家玉就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守住衡州(今衡阳市),在湘南挡住清军的进攻,如果战事不顺利的话,清军甚至会攻入广西和贵州。
但是在文官和民间百姓中,却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湖广明军大可与清军一战。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湖广的明军有将近四十万,占了朝廷官军总数的一多半,而孔有德加上勒克德浑,总兵力也只有十几万,以四十万对十几万,怎么也不会输得太难看。
汪克凡离开广东之前,对此就已经深有感受,朝廷里的大多数文官都对湖广之战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这一仗稳住局势,甚至连隆武帝都在考虑打败清军之后,如何拿掉何腾蛟。
和那几个年轻举子谈话之后,汪克凡发现湖广士绅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平心而论,何腾蛟在湖南横征暴敛,虽然有一定的私心,但终归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上的失误,士绅地主有“田骨”“田皮”的保护,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最小,大敌当前仍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充分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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