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怀有“逆贼”、“叛臣”的成见有关,另是修史,材料已然残缺不备,故直到几百年后的《新元史》《元书》等才为之补写专传。
注:说不通,既然在《金史》《元史》事后都已经材料残缺不备,为何几百年后还能为其补写专传?如此说来,补写的专传是虚构为主的?那还不如前世的记载零星更加的严谨。此外,史学家的成见也说不通,因为历史就是要记录正面和反面,历史不记录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物无关紧要。如果真的是很无比,更应该写下劣迹让他遗臭万年才对。
这段历史,要么就是史学家认为无关紧要,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使得连杜撰都不可能。
蒲鲜万奴,祖籍辽人,历来对他有两种评价:一是否定的,认为他是个人野心家,在搞叛乱,使金朝分裂内讧,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应该批判;二是肯定的,称赞他是“辽东怪杰”,甚至誉其可“媲美阿骨打”。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至于其家世在文献上渺然无存,即便是姓名也歧说不一,也有记作完颜万奴、夫合讷、富鲜万奴、布希万奴、秃珠大石、万家奴、也奴、萧万奴、万肃奴等。“夫合”、“富鲜”、“布希”为“蒲鲜”的别称,“讷”为“万奴”的急读。“完颜”可能是金之赐姓。
注:也就是说,现在记载的历史可能是无数可以混同发音姓名者的集合体。这是典型的历史谬误,就是把两个名字类似的人理解成一个人。
他初见于史籍记载,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尚厩局使(尚厩局是职司御马调习牧养的机构,次官为“使”,从五品)作为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的副统与宋军作战(《金史》卷12《章宗纪四》;卷113《完颜赛不传》),万奴出奇兵,配合完颜赛不的正面进攻,取得击溃宋军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骑数万的巨大胜利。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被任命为招讨使的监军,驻守于野狐岭,由于主帅无能,被蒙古军战败,精锐尽没。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响应。至宁元年(1213)他受咸平路招讨使,驻屯咸平(辽宁开原)平叛。一战迪吉脑儿(辽宁昌图附近),大败,卫绍王再次宽谅了他,并擢任咸平路宣抚使。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任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年,与留哥二战归仁,因轻敌而大败,退入东京。
二、建国称王
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朝覆亡已成定局,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春,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注:可怜的李仙娥,强娶是个暧昧的词语,真实如何大家都知道。
起兵之初,虽取得“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但不久就连遭挫折,连已经归附的宾哥、出台、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使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须改弦更张,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乙亥年(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谋求女真之复兴。
注:从这里看来,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反而是那种乘乱捞小便宜的人,现在捞了之后又没有能力保有,最后只好放弃之前一切原则的小人。属于枭雄中野心大于能力的那一类野心家,自然对于我他是一个英雄,但是在当时那种时代,他的光芒可能只能衬托其他人的伟大而已。
三、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注:果然。
四、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元史.木华黎传》),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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