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父亲回来才问我为什么哭。我并没敢说我弄坏了郑辰逸的玩具，期期艾艾地说了几句觉得自己很笨之类的话。听了这个话之后母亲的眼圈红了，那时候我还认为她会大声咆哮着责备我，但是她并没有，或许直到那个时候她都认为是郑辰逸及他的朋友欺负了我。父亲摇摇头进了厨房。
母亲当然是知道我很笨的。因为在我哭的前几天她接到过吕老师的电话。
吕老师跟她说我太小了，应该隔一段时间再，因为我跟不走。
这件事是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她并没说清楚她是怎么回答的，我估计以她的性格应该跟我的老师大吵了一架。我仍然留在了学校，并且一天一天捱过，尽管非常困难。
在那些难捱的日子里，我却比任何人都更想要得到承认。
但我无法得到承认。
郑辰逸每天早上都会在楼下等我一起上学，我还是会被吕老师留堂。被留堂的理由大多是‘不会看图写话’、‘不会写作文’等。我在老师办公室，郑辰逸垫着屁股坐在办公室门口。
那时候老师最喜欢出的题目是‘我最难忘的xxx’。什么叫‘难忘’？我根本不懂。大约是在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开始拿起笔的那一天我才真正领悟。小学时写的扶老奶奶过马路根本不是难忘，而是被众人玩烂了的段子，也不是什么在书中看到的哪句感人至深的名言，真正让平凡的我难忘的是那些我实实在在经历过的细节，失落和安慰。
我未提起笔，众人并未提起笔，但每人都是创作人生的伟大作家。
回忆到小学的自己时候，让人难忘的是郑辰逸，父母，和与老师同学的距离感。
在被吕老师‘特别关照’那几天，我母亲也喜怒无常，应该是被我气的。
老师叫我回家更正作业，看图说话。有一道题我记得特别清楚，画上是一个男孩在操场上作跑步状，问‘小明在操场上……’。
我原本写的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改好后给母亲看，反反复复改了很多次，平时九点半就睡觉的我那天熬到很晚。
小明在操场上做游戏、小明在操场上和朋友玩、小明在操场上踢球、小明小明小明……
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答案，更给不出吕老师想要的答案。答案只有自己的，自己的却不得别人赞赏。儿时觉得自己愚蠢是因为给不出别人想要的答案，现在觉得自己愚蠢是因为为了给出别人想要的答案而问不出自己的答案。
母亲坐在床上，用被子盖着腿，把练习册扔到我脸上，愤怒地说‘我不管你了’。练习也就那样没再改动，之后吕老师说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因为那种题目的答案根本不重要，无论对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来说。
小二除了这些难受的事情，还有其他令人愉快的。
比如郑辰逸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上学放学，潘黎还是会偶尔粘着我，我的堂哥堂妹们会在放假时候从成都到这个乡村般的地方来找我玩，还有我两三岁的表妹会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一起到附近‘城’里的游乐园中骑马。
舅舅抱着她看，我坐在马身上，马翘起前腿和另外一只马打架。我哭，然后父亲母亲急了，然后养马人急了。
虽然仿佛没得到什么赔偿，经历也惊心动魄，但很愉快，跟学校相比的话。
现在我还留着那时候的相片，有我坐在白马上的，还有我和表妹以及另外一个记不得名字的小男孩一起坐‘小羊拉车’的，有我和母亲一起荡秋千的，还有在外公外婆家里围着火锅过年的。
虽说老照片看不出年纪，但我想小时候我快乐时就是像照片里那样笑的。
二年级过了是三年级，或许是对学习认真了些，我在学校的日子好过点了，和潘黎的距离也如愿以偿的越来越远了。
不知是哪里开窍了，数学学起来异常轻松，语文也渐渐变好，作文甚至能是‘范文’级别。
以前我站在讲台上是为了让大家看吕老师是如何揪我的脸的，作文成了范文之后站在讲台上是为了让大家听我念自己作文的。
吕老师会说‘看看别人的用词’或者‘听听别人是怎么组织语言的’，以打击顺便鼓励下一个‘我’。
但高年级之后，我写得好不好已经不是众人能评判的标准了。记得我写过关于厂区严重污染的，讲的是从环境好的地方转移到严重污染区的倒霉事情，那篇父母都赞赏的倒霉事情被老师忽略了，她更宁愿去表扬那些歌颂厂区环境好的作文。我还写过关于春游的，其中大放厥词批判学校组织的春游没有可玩性，就在荒草地上让我们扎堆，老师还时不时朝和潘黎玩的我和郑辰逸瞪眼，老师叫我重写，批语是：‘怎么丑化了老师和学校’。
因为作文并不是篇篇都能得老师赞赏，我也曾因为自己某些‘自大’的言语被别人嘲笑过。郑辰逸的朋友有一个叫王渝生的，他曾问我‘你长大后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当作家’，他撇嘴摇头说‘你当什么作家，像别人郑辰逸这些作文写得好的当作家还有点苗头’。
我没反驳他。从那时起开始嫉妒郑辰逸，每次胡乱跟他生气时，他都会宽容地任我胡闹。我曾朝他大吼，不是因为没感觉到他的好，而是他的好让我有恃无恐。
我班还有一个叫林耀的男生，小二时我也就比他稍微好一些。吕老师罚他抄我作文三遍。母亲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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