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形成耐药性，也就是说，新品的研发永远赶不上细菌的繁殖变异，而中国是一个滥用抗生素的大国，由于病人耐药性的普遍产生，有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把子孙后代的抗生素都用完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
临床中还发现，过多的打吊瓶不仅会造成人体水、电解质平衡紊乱，而且微粒增加比例也会相应提高。据研究：1毫升青霉素加5％葡萄糖药液中有粒径2～16微米的颗粒542个，500毫升药液中就会含20多万个有害微粒。可想而知，如果滥打吊瓶就会使补液中的有害微粒大量进入人体。由于人体最小的毛细血管的直径只有4—7微米，如果经常打吊瓶，药液中超过4微米的微粒就会蓄积在心、肝、肺、脑、肾、肌肉、皮肤等的毛细血管中。长此以往，就会引起小血管血栓、梗塞、出血及肺内肉芽肿、静脉压增高、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并致癌。微粒堆积造成小血管栓塞，还会引起局部供血不足，组织缺血、缺氧、水肿及炎症。有一位学者对一个一生中输过40升吊瓶的尸体进行检查，发现该尸体仅肺脏中就有5000多个肉芽肿及大量微血管栓塞灶。
因此，医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滥打吊瓶的危害是潜在的、长期的，是会种下祸根的，患者得了小病要根据病情对症下药，千万不可轻易加入“吊瓶族”。
今天的新语新词解释一下什么叫“吊瓶族”。人所共知，感冒发烧打针吃药能尽快恢复健康，但是打针您可别变成“吊瓶族”。什么叫“吊瓶族”呢？《新民晚报》解释说，就是那些本需要打吊针却非坚持打吊针的患者。报道提示说，一些患者往往因为嫌味苦不愿意吃药片，稍微有些感冒发烧就要吊瓶。但是，这种选择其实是个冒险。因为吊水直接接触血液，虽然起效快，作用直接，但是身体对于这些药物是不设防的，一旦发生过敏和药物发应，将致死或者致残。因此医生建议说，不要迷信吊瓶，还是要遵遗嘱，实事求是地用药打针。
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是不是得了这些常规小病就需要打吊瓶呢？某卫生所的贺医生说：“从当前的环境状态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方面讲，感冒后静脉补充液体和抗生素的治疗方式不但起效快、作用直接，而且能在防治病毒的同时补充营养，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原有的工作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有必要的。”
但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尤其是中医，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吊瓶族”，这些医生们认为：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因为口服给药药效缓慢，如果病人确实病情危重，希望药物能在短时间发挥作用，如救治休克、大出血、脱水、中毒性疾病、药物过敏、昏迷、严重感染、脏器衰竭等疾病，需将大量药物注入血管，这时适宜打“吊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常规小病能打针治愈的就不要输液；能吃药解决的，就不要打针。
国外的医学界也一直认为：医生在选择用药途径时，要遵循可以口服的不注射，可肌肉注射不静脉注射的原则。从国外进修归来的检验师宋先生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多医院都不肯接诊感冒咳嗽、中暑晕眩这类常规病症，最多给病人开几片药，更多的医生会建议患者通过自然疗法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
而现在的国内“吊瓶族”迷信打吊瓶比口服药吸收快、疗效高，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许多药物如氯霉素、土霉素、地高辛、安定、可地松等，注射效果均比口服差，而且不十分安全。吊瓶中加入的药物越多，其毒副作用越大，如果合用七种药物，其毒副作用就可增加至50％以上，极不符合安全用药的科学观。
现在很多人打吊瓶的时候，都会大量使用对付各种病毒的抗生素，这无疑会对“吊瓶族”的耐药性带来很大的危害。在国际上，制作一个新型抗生素通常需要7到8年的时间，而细菌在2到3年就能形成耐药性，也就是说，新品的研发永远赶不上细菌的繁殖变异，而中国是一个滥用抗生素的大国，由于病人耐药性的普遍产生，有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把子孙后代的抗生素都用完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
作者有话要说：导读：发改委最近透露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在西方国家，输液是仅对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使用的“最后给药的方式”；而在中国，输液简直成为一种就医文化，好像不输液就治不了病。医药一家的体制导致民众的医疗观念长期受错误引导，以致大部分人患上“输液病”。只知见效快，不知风险大“1海外版》刊登一篇“在美国求医”故事，一位在美国中国人因流感发烧就诊，医生只开了一个处方让他自己买了一瓶布洛芬；该病人找医生辩论要求医院给予退烧针和输液处理，医生说“中国才作这样处理，美国没有退烧针”。处理发热的关键在于诊断而不是急于输液退热，但一些人过于迷恋消炎药抗生素，这是国内医疗体制的长期误导所致。”输液将药物直接送进血液，满足患者急功近利心理输液成为中国独有的医疗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由于输液作为一种持续的静脉注射，和口服药及皮下注射相比确实有疗效快疗程短的优势。口服药物进入胃部后，有一个人体吸收接纳的过程，最安全；打针则是将药水打针到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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