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佳聊了几句，看着计时器到了2分50秒，侯卫东连忙说了几句亲热的话，就挂断了电话。刚好是2分59秒，只算3分钟的钱，若过了2秒就要算4分钟了，如今手头拮据，侯卫东开始从点滴节约。
刚刚放下话筒，电话就响了起来，杨新春道：“侯卫东，是广州的号码。”
“东瓜，你终于想起我了，主动给我打电话。”
侯卫东喜出望外地道：“光头，有事找你，你是我唯一的救星了。”电话另一头，蒋大力心情不错，高兴地道：“东瓜，有屁快放，不要绕弯子。”
“我在上青林独石村办一个石场，已经和交通局谈好了一个供应片石和碎石的合同。现在还差约两万块钱的运转费用，你有钱没有，先借给我，估计半年之后能够还你，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来算。”
蒋大力在电话里破口大骂：“狗的，学了点法律就用在了兄弟身上。你别忘了，老子也是学法律的，你的账号是多少？我明天就给你打两万过来，有钱就还，无钱就算球了。”他在广州当医药代表，目前已打开了局面，这个月赚了近十万，听说侯卫东要借两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放下了电话，侯卫东高兴之后又陷入了沉思:“蒋大力看来真是有钱了，我与其在上青林开石场，还不如到广州去闯荡一番，也好成就一番事业。”想到“事业”两个字，他心里特别黯淡:“读书时代的远大理想真是虚无缥缈，事业有成，什么叫事业，什么又叫有成?”
远在广州的蒋大力果然是守信人，钱很快就到了侯卫东账上，而且不是两万，是三万。
蒋大力说得很直白:“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酒吧等娱乐场所泡着，专门陪医院的头头脑脑们花天酒地。除了毒品不沾，吃、喝、嫖、赌四毒俱全，赚钱快，花得更快，这三万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就算是支持好兄弟创业。”
而对于侯卫东来说，这三万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三万元在手，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并没有一下就把这三万元拿出来。芬刚石场毕竟是合伙企业，他和曾宪刚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按照侯卫东的想法，两人利润平分，曾宪刚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困难就减少了责任。
侯卫东找到曾宪刚道：“我回家又借了一万，家里也没有钱了，你还是要多想办法。基金会的宗旨就是服务当地村民，你直接去找粟镇长，请他出面帮你贷款。”
曾宪刚原本指望着侯卫东再找来两万元支撑局面，没有想到他只取到一万。前期投入了这么多，他没有退路了，终于下定了决心，道:“为了开矿，我已经把所有家产全部搭进去了，现在只有拼了。我和黄卫革有些交情，我直接去找他。”
他是第一次办企业，一下子投入这么多，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他相信侯卫东一定能想着办法把石场搞活，也就孤注一掷。
曾宪刚找黄卫革贷款，尽管是熟人，前前后后还是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侯卫东还特意借了五百块钱给很是困窘的曾宪刚，让他请客吃饭。最后从基金会贷下来一万元，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九千，另外一千元给黄卫革作了回扣。
贷一万元，黄卫革居然敢吃一千的回扣，这大大地让侯卫东开了眼。他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二姐侯小英对于贷款信心十足，同时明白了为什么同是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只能穿六七十元一双的皮鞋，而基金会的人能穿三百元的皮鞋。
同一个镇政府，同一座小楼，里面的人却过着不同的日子。有句老话叫做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侯卫东读大学时对此还信了三分，如今活生生的现实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因为分工不同，才产生了高低贵贱之分。”
在侯卫东的坚持下，尽管困难重重，石场还是按时发放了二十三名村民的工资。准时得到工资，让村民喜出望外。杂交水稻推广以后，农村基本不缺粮食，不过普遍缺现金，每月四百五十元的收入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
有一家夫妻俩同时在石场上班，一下拿到了九百块钱，小两口很高兴。他们买了猪头肉，又在自家的池搪里打了几条鱼，提到石场来，请侯卫东和曾宪刚喝酒。
石场的坝子，曾宪刚的妹夫搬了两张大方桌，二十多人围在一起，吃肉喝酒，气氛极为热烈。侯卫东心里也得到了丝丝满足，能够解决村民的困难，给村民带来欢乐，这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等到交通局工程队进场以后，芬刚石场备料已达到七千多方，工程队的项目经理梁必发原本不情愿来修上青林公路。这种小工程既麻烦又没有多大搞头，只是当做政治任务这才带队上山，可是到了现场，条件出乎他的预料：一是上青林公路毛坯拉得极好，只比正规施工队略逊一筹，农村基本上没有施工仪器，能做到这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二是备料充分，片石、碎石堆成了小山，这就意味着施工进度可以加快；三是片石、碎石质量上乘，而且基本合乎规格，用起来很顺手。
现场条件不错，意味着工程能很快完工，梁必发这才露出笑容。
梁必发父亲是山东人，也是刘邓大军西南服务团的一员，解放后留在了益杨，当过益杨县副县长。梁必发身上也有山东大汉的特点，身材高大，体形魁梧，说话直来直去，很对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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