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西斯和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提醒人们要以防英国自身也可能成为独裁的政权。福斯特这时期的言论后来收录于《为民主的两个乾杯》（ty）中。
1930年福斯特结识了二十八岁的警察罗伯特〃巴金汉，两人的情谊维持了四十年之久。1932年福斯特写道：快乐。
我的快乐已经持续了两年。
这种快乐还没有结束，但我要把它在被痛苦毁灭之前记录下来。
快乐可以来源于人的本性，而不必象宗教人士所说的只能通过奇迹来获得。51岁至53岁的两年间，我是如此地快乐。我想提醒世人，他们的快乐也会到来。这就是唯一值得转告的信息。
罗伯特结婚后，他的妻子逐渐接纳了福斯特为家庭的一员。罗伯特的子女后来也把福斯特当爷爷看待。罗伯特的儿子和孙子都取名为摩根，他的家也成为福斯特朋友们聚会的场所。1970年7月7日，福斯特在罗伯特的家中去世。
福斯特文学作品与他倡导的人文主义与人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同性恋作家依舍伍德（rd）所言：“虽然他也有担心和害怕的时刻，而且从来没有对此加以掩饰，但他确实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活。福斯特的为人和他的作品是在希特勒的炮弹轰炸下唯一值得抢救的……”
注：①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导演《孤星血泪》、《桂河桥》、《阿拉伯的劳伦斯》与《日瓦戈医生》等佳片的大卫·里恩（d）将《印度之行》成功地搬上了银幕，为他的艺术生涯划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该片不久在中国上映。此后同性恋艺术伴侣默谦德和艾佛瑞的电影公司出品的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在国内上映，使福斯特被更多的中国大众了解。
②当默谦德－艾佛瑞电影公司将《莫利斯》搬上银幕时，这一情被节被改为克莱夫的剑桥同窗瑞斯利爵士因同性恋东窗事发被判刑，前程尽毁。克莱夫为防重蹈覆辙，提出与莫利斯分手，并为保持“体面”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结婚，过上了“体面”但毫无感情的夫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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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动笔
1914年完稿
献给更幸福的一年
全校——也就是说，三位教师和所有的学生每个学期出去散步一次。那通常是令人愉悦的郊游，每个人都企盼着，将分数抛在脑后，无拘无束。为了避免扰乱纪律，总在临放假之前组织，这个时候即便放纵一些也不碍事。与其说仍在学校，倒好像是在家里接受款待，因为校长夫人亚伯拉罕太太会偕同几位女友在喝茶的地方跟他们相聚，热情好客，像慈母一样。
亚伯拉罕先生是—位旧脑筋的私立预备学校校长。功课也罢，体育活动也罢，他一概不放在心上，只顾让学生吃好，防止他们品行不端。其他的就听任学生的父母去管了，从未顾及过家长多么信任他。校方和家长相互恭维着，那些身体健康、学业落后的学生们遂升入公学（译注：公学是英国独立的中等学校，由私人资助和管理，培养准备升入大学的学生。学生主要来自上等阶层和富裕的中等阶层家庭。），世道朝着他们那毫无防备的ròu_tǐ猛击一拳。教学不力这一点，大有讨论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亚伯拉罕先生的学生们并不怎么差劲儿。轮到他们做父亲后，有的还把儿子送到母校来。副教务主任里德是同一个类型的教师，只是更愚蠢一些。而教务主任杜希，却是本校的一副兴奋剂，使得全盘的教育方针不至于沉闷。那两个人不怎么喜欢他，但却知道他是不可或缺的。杜希先生是一位干练的教师，正统的教育家，既懂得人情世故，又有本事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他不善于跟家长周旋，也不适宜跟迟钝的学生打交道，却擅长教一年级。他把学生们培养成热爱读书的人，他的组织能力也不赖。亚伯拉罕先生表面上掌权，并做出一副偏爱里德先生的样子，骨子里却任凭杜希先生处理一切，到头来还让他做了共同经营者。
杜希先生老是惦念着什么。这次是高班的一个名叫霍尔的学生，不久就要跟他们告别，升人公学。他想在郊游的时候跟霍尔“畅谈”一番。他的同事们表示异议，因为事后会给他们添麻烦。校长说他们已经谈过话了，况且霍尔宁愿和同学们在一起，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散步。很可能是如此，然而凡是正当的事，杜希先生素来是一不做，二不休。他面泛微笑，一声不响。里德先生知道他要“畅谈”什么。因为他们初结识之际，在交流教育的经验时触及过一个问题。当时，里德先生反对杜希先生的意见，说那是“如履薄冰”。校长并不知道此事，他也不愿意知道。他那帮学生长到十四岁就离开他了，他忘记他们已经长成男子汉了。对他来说，他们好像是小型而完整的种族一“我的学生”，不啻是新几内亚的俾格米人（译注：俾格米人是现代人类学术语，专指男性平均身高不足150厘米的人种）。他们比俾格米人还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决不结婚，轻易不会死掉。这些单身汉是永生的，排成一字长队从他面前经过，数目不等，少则二十五名，多则四十名。“依我看，关于教育学的书没有用处，还没产生‘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这样了。”杜希先生听罢，一笑置之，因为他专心研究进化论。
那么，学生们又如何呢？
“老师，我能拉着您的手吗？……老师，您答应过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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