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先生哈哈大笑,笑完后伸了手出来:“确实长大了,看来这一趟长沙行令你收获不少,但不管怎么说,欢迎回来,陆安。”
我握上他的手,短暂两秒便分开。池先生的手也是骨节分明,但那是一双学者手,茧子长在握笔处。我握习惯的那双手上,虎口一层薄薄的枪茧。
我跟着池先生去了处里,我的办公桌为了方便讨论,直接叫人搬到了池先生的办公室里。
破译日军电码刻不容缓,我在报道第一天便跟池先生开始工作。
在此之前,池先生其实已经有了一丝头绪,而我在长沙前线接触日军电码已久,攒了不少实战经验。我们将两人前期的结果都结合起来研究,最后我们居然破译出了日军密电中的数字。
起初是池先生在统计后发现日军的密电皆有英文字母、数字和日文组成,这一条我在长沙也有发现,便把当时我做的笔记本拿出来核对,我那时写了统计结果多为“i……”等组成。池先生接着我的统计往下验算,最后发现这样的结果一共有十组。
“所以可以排除掉是凯撒密码做栅栏加密?”
我一时嘴快后惊觉不对,想做补救却看见池先生笑起来,他善解人意道:“是在长沙时和战友们玩密码游戏?”
我耸耸肩,实话实说:“闲时教陈镜予加密过凯撒和栅栏的结合体,所以才一时嘴快。”
其实只是一个小插曲,我和池先生借此都泡了杯茶,以缓解一下连续几天高强度工作而略显疲惫的大脑。
休息一阵后,池先生继续他的理论:“我想将这十组假设为数字代码,将最高频率的“i”则定为9……”
我恍然大悟:“您是说用最简单的频率分析来猜测起点,依靠语言对字母的依赖性来设定替代密码,就像是玩拼字游戏一样,从‘班伯里斯姆斯’转换为‘德赛班斯’,只要用对数刻度核算可能性,就可以按照贝叶斯式方法来解开?”
他听了我的话思索一阵,赞许道:“你的理解没错,但是为什么非要引用那么多学术派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呢?”他指指桌上一本摊开的外文书,我半合看它的书名,“h d”。
我在英国时看过这本,对其中的“跳舞的小人”的密码映像深刻,那里面就是以字母的频率分析来解码。
我脸红了红,一时口结,自己前边的那套解释确实太过啰嗦了些。池先生不在意,笑道:“陆安已从剑桥毕业了,也是该有自己的理论形成之时了。”
我记下他的话,拿了笔记本开始验算。
以频率分析猜测起点是破译员最基础的活儿,从最古老时算起,凯撒密码就是凯撒以语言字母的依赖性设计出的密码。“班伯里斯姆斯”则是在提前印好字母的长单子上打孔,当从左往右移动时,观察这些打好孔的表单,它们会相互重叠,且重叠的小孔越多,则表明是字母可能相符的概率是1:17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大大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缩短了需要计算的可能性。
我们做了一个双字母表来测试在实战中的可能性。
最后发现这些数字很有可能是日军的部队番号,或是兵员数目。
依照这些,我们做了越来越多的突破。我们发现“西”表美国,“北”表苏联,“东南”是中国,日军的密电都藏在天气预报中,当在一串天气预报中发现与正规预报有编写格式出入的“乱码”时,则表明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暗文。
得到结果后,我们非常高兴。池先生请客去吃饭,我们在重庆最好的西餐厅里吃牛排,这家店是南京沦陷后后迁的。
饭间池先生邀请我跳舞,西餐厅的正中央有一个舞池,现在搁在旁边的白色三角钢琴被演奏者弹出舞曲。
我将手放在池先生手中,他带着我跳交谊舞。他说我舞跳地很好。
我笑,说:“我在剑桥时跳过许多次这样的舞。”
“该想到的,你的剑桥生活一定很丰富。”
我笑而不语,那是我最值得珍惜的回忆之一。
舞曲快结束时,池先生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我答他:“有的。”
“看得出来,你同我跳舞时笑得像个小女孩。你是想起他了?他在哪里?若是可以的话,我有荣幸做你们的证婚人吗?“
“在长沙,她是预十师的参谋,我的舞步是她在剑桥教给我的。”我扬起头来笑:“等我们胜利后,若是结婚,我一定会请您来的。”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三日,我们截获到一份来自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
我跟池先生将发电人解密出后就心下一跳,我们对视一眼,满脸凝重,池先生说:“这也许是一份足以改变战争格局的密电。”
池先生说得没错,这份密电是日美开战的先兆。他将明文直接呈给委员长,四天后,日军偷袭珍珠港。
我看完报纸后心中一片冰凉,我们已经将日军的密电截获破译了,连时间地点都标注地清清楚楚,他们为什么不重视?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数学敌不过政治。
导师说得没错。
十二月十九日,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
我拍了电报过去,得到陈镜予一切安好的回电。年底时我在陈家见到吴念和,念和小小一人,说话时还带着芽芽呓语,我让念国带妹妹出去玩,陈伯父告诉我吴应堂以身殉国。
晴天霹雳。
我问原因,他说应堂死在长沙,陈镜予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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