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办公会议在市政府小会议室举行，由于研究国有、二轻企业改革和滨海大道两侧土地转让问题，市委副书记丁一、财政局长、国土局长、城建委主任、工业局长、二轻局长都被邀请列席。刘琳有些激动地说，企业改革我们年年在改，但没有改到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喜不报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问题。职工没有饭吃，隔三岔五到市府闹，到市府食堂抢饭吃。最近市制衣厂发生下岗职工自杀事件，企业职工借机报告要求抬尸上街游行。这不仅仅是稳定问题、社会问题，弄不好要出政治问题。改革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更不是一种形式，必须要付出一定代价，长痛不如短痛。有条件的企业改革要一步到位，市里分三年拿出三千万元，彻底改革国有、二轻企业，把职工与企业剥离。市二轻局已有成功的例子，这条路要大胆走。有些企业是改革要死，不改革更要死，与其左右都是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动个一次性手术。因此，经营困难的企业，该拍卖的拍卖，该转让的转让，资不抵债的企业，该倒闭的倒闭，该破产的破产。经营状况还好的企业，也要摸索改革路子，转换企业经营体制。总之一句话，各地是抓大放小搞活，我们滨海就是要抓大放小搞死，改革要朝全市股份化，私有化方向发展。刘琳的话像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炸弹，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工业局长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一个企业停产了有一千万资产闲置在那里，通过兼并、转让、拍卖，就能剥掉一千个职工。表面看是国有资产私有化或者说是流失了，实际上是划算的，为政府卸了包袱。若要按每个职工最低生活费每月300元发放，一千万元资产只够一千个职工发放三年。三年后怎么办，这些职工又得来市府食堂抢饭吃，又得打报告游行。好比癌症，不割除迟早要扩散，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改革是任何一家国有、集体企业都躲不过的不得不打的恶仗、硬仗。如果让滨海的企业改革再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做表面文章，就是自欺欺人了，最后是富了和尚穷了庙，苦了职工害了政府。刘琳又说有些好心的同志劝过我，现在是换届的非常时期，工作能稳则稳，日子能过则过，企业改革回老虎p股摸不得。我刘琳不但要去摸，还有打虎的勇气和决心，否则摸不好就会被老虎吃掉。大家听了都笑出声，气氛这才缓和了。；下来。刘琳就请大家都说说，特别要丁一讲讲话。丁一说无论是搞企业还是谈改革我都是外行，听了刘琳同志的意见，我很受启发，就是滨海国有、二轻企业的改革已到了非搞不行，非搞彻底不行，非打硬仗不行的时候。要有不怕闯红灯，不怕出乱子，不怕犯错误，不怕老婆离婚，不怕丢乌纱帽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相信企业改革一定能搞好。丁一说这番话时是壮怀激烈，回肠荡气的，但大家听了就悟出一种扇风点火，甚至有台下看戏幸灾乐祸的味道来，就闷闷的谁也不说话了。刘琳说市里成立一个国有、集体企业改革领导小组，这个组长我当仁不让自己当了，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做我的副手，这是其一；二是我建议市委、市四套班子成员，每人每年负责搞好一家企业的改革，责任到人，奖罚到人，花三年时间消灭滨海的国有、二轻亏损企业。我本人负责职工上访最多、企业资不抵债的丝织厂改革，其他领导责任企业由市政府办公室排出方案。大家都点点头表示同意。刘琳说第一个议题就到这里，下面研究滨海大道土地转让问题。她说老市府卖的二千万元建二十一层新市府大楼，结顶都不够，资金缺一千至一千五百万。按照赵明山同志提出的三条路子筹措资金，关键是第一条搞国有土地转让。国土局长说今年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冻结土地，统一征地搞转让，盛地土地管理部门也不会批，弄不好成为反面典型。大家也跟着说风声这么紧，连批一亩工业用地也难，搞成片开发是有风险。丁一说干事业总是有风险的，改革开放要敢闯敢冒。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如果走路怕撞死，吃饭怕噎死，坐船怕淹死，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
刘琳接过话说，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和国务院从今年4月1日起冻结土地，这一禁令谁也犯不得，这条高压线谁也不敢碰。近年来，滨海大道两侧有上千亩土地是被一些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固定的。由于经济发展艰难和房地产市场下跌，大量土地闲置在那里。这几年为了应付省政府抛荒检查，动员农民胡乱种些东西，市里要下决心清理一次。凡是办理土地征用手续满两周年没有开发的，一律按原价依法收回，再重新转让；两年内无实力开发的，先黄牌警告再到期收回。考虑新市府迁人，这片土地就会自然升值。省里的土地征用费不须再交，市得部分不收，通过二次转让，市里得千把万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说只要不违反政策，一收一让，得它个千把万肯定没问题。刘琳说为了理顺土地转让与新市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我建议由丁一同志牵头，土管、城建局、财政局各抽一位副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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